于是，鲁迅同时在四五所高校和两所中学兼职，几乎每天要讲课，每月所得应有70银圆(合今人民币近3000元)左右。这不能不认为除了文学事业爱好以外，还带有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尽量多挣钱贴补开支。
何况经济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其端倪。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学生们的鼓舞和带动下，北京各院校教职员也联合起来，为“索薪”而罢课罢工。这个正义行动得到了一些进步者的支持，也难免遭到一些守旧者的异议和责难。李大钊挺身而出，在《新生活》杂志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出版)发表两篇评论，主持正义，其一是《生活神圣》，文中说：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种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
其二是《大联合》，文中说：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会连（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民主)的基础。
但是，对于教育部公务员们组织的“索薪”斗争，鲁迅一开始的态度并不积极。证据是鲁迅本人的《日记》和其他文章。
1920年教育部公务员们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静坐抗议，但查《鲁迅日记》未见记载。
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罢课，并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8月15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但查阅《鲁迅日记》，均未见记载。鲁迅没有参加“六三”等示威运动。
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育部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本年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例如：
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鲁迅日记》到10月24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鲁迅日记》载11月3日晚从齐寿山借泉卅；11月9日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还齐寿山卅。
12月16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鲁迅与15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这时他才公开参与“索薪”抗争。
《鲁迅日记》载：1920年他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圆，平均每月220圆，拖欠3个月的薪水900圆。1921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490圆，平均每月207圆7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教育部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