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年会通过《教育经费独立案》。然而，这些要求和提案，并未能改变政府当局对教育经费的挪用和拖欠。同年12月，北京政府迫于学界的舆论压力，决定征收所得税拨作“振兴教育，提倡实业”专用，并颁布《所得税拨充教育经费酌定分成办法》，规定所得税总数扣除应征奖励费外，七成拨作教育经费，三成拨作实业经费。在拨充教育经费的七成税收中，规定五成专门办理国家教育，二成专门补助地方教育《教育公报》第八卷第一期。。但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所得税制根本无法推行。既无税款可收，“分成办法”就无异于画饼充饥，教育经费依然无着，致使许多学校索薪罢教风潮迭起，教育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
1919年以后直到北洋军阀政府颠覆，拖欠教育经费长达7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京八所国立院校的教职员薪金。鲁迅兼而有之，因为他既是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资深公务员，又是北京大学、北师大、女高师等院校的兼职讲师。
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年初在南京(临时政府)，5月上北京，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薪金到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民国十年即1921年11月起应该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银圆，即平均每月薪金应增20银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又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来经常拖欠，实得薪金仅有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平均每月仅收到补发以前的欠薪约200圆，甚至只有100圆左右。
同时鲁迅曾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也长达6年(1920-1926)之久。
1920年8月2日，鲁迅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中国小说史》讲师，12月24日开课，每周1小时，定月薪18银圆；同年8月26日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次年1月12日开课，每周1小时，定月薪18银圆，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笔者注：按照当时讲师取酬的标准，每课时应得3-5圆，这样看来鲁迅所定的讲师级别并不是最高的。）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每天坐班的公务不多，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几次到北京各校开讲，按照聘书所定讲课费应有36圆大洋。起初鲁迅是很少计较的，但后来经济情况紧张了，不得不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
1923年9月，鲁迅又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聘书，每周讲课1小时，月薪13圆5角；同月接受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聘书，月薪10银圆。这样他同时在四所院校兼课。
到1925年9月，鲁迅再接受北京中国大学聘书，担任本部小说学科讲师，每周1小时，月薪国币10圆；更接受大中公学高中新文艺学科教员的聘书，每周一次，月薪(车马费)仅仅3圆2角；还在黎明中学兼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