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鲁迅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094圆，平均每月174圆5角，累计拖欠九个月。1923年11月18日鲁迅发表谈话《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窘况。日文记录稿载《北京周报》第89期。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这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1082圆，平均每月仅仅90圆2角(不到应发数的三分之一)，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水，所以收入大为减少。
《鲁迅日记》载1925年共收入教育部“奉泉”1652圆，平均每月仅有137圆6角7分，是补发前年(1923)的一部分薪水。1926年上半年共收入教育部薪俸545圆，是补发1924年2月以前的薪水。
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专文，主张实行不受党派和教会控制的“超然”教育，强烈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由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得挪移他用。同时，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发表宣言，揭露近年以来“兵灾频仍，政潮迭起，神圣之教育事业，竟飘摇荡漾于此卑污龌龊之政治、军事之漩涡中，风雨飘摇，几濒破产”。主张“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尽管教育界对教育经费的筹措心急如焚，但政府当局对此却漠然处之，教育经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拖欠教员薪金的事件屡屡发生。1926年1月5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部员为索取拖欠薪水，决定查封《四库全书》作为欠薪抵押品；1月7日，北京中小学联合会教员集会，决定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8月京师国立八校校长因经费无着，无法开学，联名辞职。教育经费之短缺，已造成教育事业的危机。
鲁迅于1926年1月15日上午出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女师大参加次日国立八校教职员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联合索薪的行动，并推选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发言。1月16日上午，鲁迅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获得基本妥协。鲁迅后来在《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谈到这次索薪的情况。同日教育部发布对鲁迅的“复职令”，他控告章士钊一案初步获胜。
1926年7月21日，鲁迅《记“发薪”》一文，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73万多元)。请听这篇文章末尾的弦外之音——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3圆，第二次6圆，第三次82圆5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99圆，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9240圆，七月份还不算。（笔者注：1926年的国币1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80元。）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以后，人不见人，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成物质上的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