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改革已然失速，面临的仍是200年前龚自珍就指出的老问题：执政者在涉及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的选择问题上总是进退失据，最终迈不过“自改革”这一关。社会痼疾的根源其实在它自己身上，却视而不见，总觉得阻力来自于他人。问题在于，不改革体制，深宫大院里的皇上怎么可能知道外面街上粮价多少？肉贵几何？手下的人是真心为民办事，还是胡乱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是历史问题，也难说不是现实的问题。
当年，伏尔泰评论英国的制度时曾说，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有足够的权力去增进公益，而当他企图作恶时，马上就会被别人束缚住。我理解，这就是宪政民主，就是今日体制之“自改革”的基本含义。那种政党和行政体制混合不分的体制，那种“没商量”、“不透明”的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无关，与人民利益无关，与市场经济无关。中国最需要的是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彻底决裂，而不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如果总是跟这样的体制藕断丝连，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难以为继，中国的文明便难有真正的进步，或许过些年回望一下过去，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原地打转而已。
好在事情还是起变化了。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百姓时代”正在退场，“公民时代”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到来。这种公民社会，是以整个社会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为价值背景的。无数“小人物”组成的纳税人群体，构成了心口相连的公民社会网络，其日益显示出的独立立场和力量，使得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再那么随意，使得掌权者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民间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越轨行为难以逃逸其外，也使得中国历来信奉权力通吃的国人开始懂得不能再轻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才是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真正变化之所在，史上空前。更加难得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转换，其发生的动因来自于民间而非高层、自下而不是自上。
本书的这些时评、随笔和访谈大多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属于公共性质的写作，有别于学术性较强的论著，目的在于普及推广财税知识和公共财政理念。作为一个财税思想史和财政学理论学者，我喜欢在历史演变的脉络和现实的理论政策间游走，并且一直认为，财税问题出现的原因经常不在财税本身，而是在其外，这就要求财税的研究者要像许多人文历史学者那样具有广博的知识和综合开放的眼界，才研究得了税收这样的“真问题”（罗纳德·科斯[1]语）。学界也历来有赋税问题难懂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对此类问题远不如对金融货币政策和市场供求关系之类问题的探讨和宣教多，或许就是证明。学术上的一小步，通常要总结多少人的研究心得，克服多少人的盲目、固执，突破多少人的既得利益才能做到？夜深人静时思考那些让人想破头的难题，却是我所享受过的人生最大意趣，也是我难以担当的重负。因学识、学力不足，我的研究还浮在浅层次上，书中定有不少谬误，我将时刻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著名学者秋风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秋风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混合了其他成分的”中道自由主义者。他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框架，尽管质疑的声音不少，但他的意思我还是明白了。他相信人类社会各民族的文化，相同、相似之处多于区别和对立，这一点在人类社会早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说中国与西方彼此有多大的差异，不过是后人的意识形态想象或专制对思维限制的结果。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多有民主的因素和自由主义倾向，只是这些珍贵的遗产被后人遗忘了、亵渎了，他要把它们重新找回来，并坚持认为这些东西是全人类共有的，并必将与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融合在一起。若秋风确实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俩的立场就非常接近了。我们坐而论道，不希望别人替我们找出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希望我们的传统被某些可疑的或不相干的东西全然代替。那天，我们一起去位于天津老城厢的同悦兴茶楼观老生凌珂的原生态京剧《搜孤救孤》，我评一句：“权力能使人变得这样坏”，他跟一句：“只有更坏”。是的，权力之上，如无他人施加的宪政之索之束缚，便只会出现“更坏”的结果。
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感谢本书的策划者吴兴元先生，还有兢兢业业的编辑，他们为这本小书的编订做了大量工作，一堆杂乱无章的时评、随笔，经他们的巧手整理拾掇一番，竟独立而成一本新书，其中不仅有他们的辛劳，也含有他们不少颇有见地的想法。亦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他们以无休止的辛劳和等待为代价，换得和赐予我真金不换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时间。没有他们的真情支持，我将一事无成。
我为在我们国家的民众中传播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已经整整努力了10年。我知道，有人做得比我还久、还好。若问我现在的心情，告诉你，“那是一粒埋在土里未发芽的种子”（泰戈尔）——同志仍须努力，种子刚刚发芽，但我分明已感觉到了，如今为种子浇水的人越来越多了。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同行，持之不懈，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然后它就会在我们这个纳税人权利匮乏的国度里开花、结果，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1] 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