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驻守北平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原为冯玉祥部下。1926年宋哲元随冯玉祥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军联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宋任冯玉祥军第四路总指挥。冯部在中原大战中战败后，负责西北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冯玉祥部进行整编。1931年6月，宋哲元部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1932年宋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热河抗战中，宋哲元指挥第二十九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1937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 1935年宋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对于蒋介石，宋哲元有两面性，即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通税等方面都自己支配，成为独立化的政权。因此，自1935年以后，宋哲元实际掌握了冀察两省的全权。
自华北危机以来，宋哲元一方面受到民众要求抗日的压力，一方面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当时日本方面负责华北工作的是以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土肥原少将，他多次往访宋哲元，以日本陆军的绝对优势对宋进行威胁和压迫。在此情势下，宋哲元对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最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南京政府和日本妥协的结果。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又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
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在当时奋起反击日军入侵，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形势所迫。救亡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挡不住，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九军教导团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学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二十九军演习时，北平学生到部队去慰问并宣传抗日道理，以激发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二是地势所迫。当时北平外围敌人的态势是：东北面，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有在热河集结的敌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王英等土匪部队。仅有北平的西南面为二十九军驻防。所以，卢沟桥是北平的唯一门户，二十九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被日军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鉴于上述形势与地势，日军一旦进犯卢沟桥，二十九军就不能不奋起抗击。
事变发生之初，日本军政当局对事变的反应分为两大派，即所谓“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以杉山陆相和梅津次官为代表，又称“乐观派”或“强硬派”，主张“对华一击”，一举打开华北政策的僵局；“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为中心，又称“慎重派”或“温和派”，主张专注于对苏战备，尽量避免与中国交战〔5〕。石原莞尔认为，“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6〕。可见，两派并无本质分歧，只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上有不同意见。当时，参谋次长今津清生病，石原莞尔即直接向参谋总长陈述了他的意见，参谋本部采纳了石原莞尔的意见，以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进行了指导和调整。8日，参谋本部致电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示说：“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同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向陆、海、外各派出机关发出了训令。
不扩大方针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关东军更是表示了一以贯之的强硬态度。关东军在8日晨即召开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他们向参谋本部报告说：“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因暴戾的第二十九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对此关东军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日本驻朝鲜军队也报告说：“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在陆军内部“扩大派”的强烈干预及关东军、朝鲜军的坚持下，日本政府在事件初期一面执行不扩大方针，一面决定增兵华北，首先落实紧急派出关东军两个旅团和紧急动员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