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决定亲赴淞沪前线，途中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袭击，险遭毒手。后来查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日本间谍向日军密报了蒋介石的行踪。
台儿庄一战，矶谷师团几乎被全歼，日军落荒而逃，溃不成军。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1937年6月5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日本政府报告说：“华北的形势相当危急，因此亟须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兵力；即使不能马上实施，至少也要增强热河方面的兵力，必要时使用华北方面。”〔1〕 8日，“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报告说：“在华北有一种不祥征兆，就是不知何时将会爆发什么事情。如近期在华北万一突发意外事件，青岛一带最值担心，需要严加防范。”〔2〕
驻中国的日本官员们也致电军部表示他们的意见。6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武官致电次官、次长，指出：“判断南京方面新形势的第一要点是，与去年以前相比，现在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只要日本仍保持现在的妥协态度，就不能企图通过在华北问题上的让步来全面调整国交” 〔3〕。
关东军也于此时派东条英机赴东京，向中央进一步陈述其对华意见。东条表示，“希望值此内阁更迭之际，对于前内阁发布的对华实行政策及华北指导方策加以重新检讨” 〔4〕。其意见是：“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中国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方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关东军的意见与1937年初以来日本军部内“战”的主张一脉相承，这种主张在新内阁“对华再认识”的声浪中逐渐成为强音。
表现在行动上，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而且计划以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60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日方这块土地。由于中国方面不予理睬，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加压力，一方面增加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渐增加到3天或5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要求穿过宛平县城，都被中国守军严辞拒绝。
7月7日，日军终于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揭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这样叙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先将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集中两联队以上之兵力于平郊丰台一带，七月七日夜在卢沟桥附近施行演习，借口搜查失踪之一士兵，袭击我宛平城，我驻军宋哲元部冯治安师之吉星文团，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演成卢沟桥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