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本着所谓“不扩大”的方针，于10日向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提出下列各项要求：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7〕
日方“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方针竟然如此落实，加上其准备增兵的举措，势必扩大事态，加剧冲突。11日，首、外、陆、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开会，讨论派兵问题。当日18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但中国方面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进行战争准备，终于全面拒绝在北平进行的谈判。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方为使中国方面进行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作出适当的保证。由此，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华北。〔8〕
自此，形势向强硬论方向发展，参谋总长于当日对关东军司令官发出派兵命令。日本政府的派兵声明进一步刺激了事态的扩大，也更坚定了蒋介石抵抗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班，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明确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一开场，蒋介石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蒋介石谈了四点：
第一点，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说：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点，关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说：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之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