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中国走势再访录(2)

在各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的山东,上半年工业增长208%。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春亭对记者说,山东具备了起飞的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提高速度应高于全国。省里制定了“全面开放、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东西结合、加快发展”的战略,并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10%~12%的发展速度,力争提前到1994年实现翻两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经济总量赶上韩国。沿海大跨步之时,已经滞后的内陆和沿边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制定了发展战略。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强化县级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被各省区广泛采用。

云南省提出了10年内乡镇企业每年按30%的速度发展的计划,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乡镇企业几年内要翻番,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各地争相加速发展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定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进出口增长快,1~7月份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原材料资源紧张。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发展这些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一个关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议论和评估怎样看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给我国带来的新经济形势?记者在采访中就这一问题请教了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省市领导人,他们有的喜,有的忧。

一喜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人们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不少干部群众告诉记者:前些时候“反和平演变”,不少地方“真抓实干”,不用说改革开放没法搞了,连经济都发展不了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遇到困难,因为有利于经济的姓“资”,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经济,政治冲击经济,到处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形势才算转了过来。二喜持续滑坡的经济终于出现了好转,各地有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持续了若干年滑坡的上海经济,1992年终于出现了根本性转机。一是经济发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个台阶。1~5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9%,这样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来所没有的。二是金融市场活跃,资金由紧缺到宽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

过去,经济一加速,资金就紧缺;今年这么高的速度,资金仍相对宽余,显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忧的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业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瓶颈”问题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工工业增长大大快于基础工业增长。一些省市领导形容今天的形势是:“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走了一路,除了经济争抢头班车,力求发展上新台阶是各省区共有的原始冲动外,宏观经济是否会出现问题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综合专家学者的分析,可分为“乐观派”和“忧虑派”。

忧虑派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协调均衡论。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镐明确表示:高速度上台阶,再整治,再上台阶的做法是种浪费;局部得到,全国浪费,和当年的“大跃进”没什么区别。他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创造各种条件,使经济在协调发展中获得最高、最满意的速度,即创造有条件的、有后劲的速度。他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搞法,谁动手早谁得利,慢了吃亏,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蹿,经济必然过热出问题。第二种,体制弊端论。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经济学家王琢从体制上论述了经济失控的必然性。他说,原来政府部门的职能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它同商品经济横向运行相矛盾;原来的政府宏观调节,即以条条管理为标志的死笼子,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死笼子同活鸟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个活鸟就是商品经济大鹏鸟。这个矛盾不解决,不是大鹏鸟撞破笼子,就是笼子把大鹏鸟困住。

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三年治理整顿是用死笼子把鸟困得半死不活,现在的形势,可能是活鸟要把死笼子冲破,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体制不转换,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这种体制转换绝不是像有的学者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依据广东13年实践的利弊得失,他认为:新机制应该是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政府。只有两只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选择。第三种,结构失调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冒天启认为,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新阶段。但是鉴于传统的体制结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高速度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反弹。论据有二: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历来由投资带来,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贷膨胀支撑,信贷膨胀助长通货膨胀。也有一些人士不认为目前经济已经过热,而认为高速度是一个新的经济启动点。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认为,1992年内宏观经济运行不会有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原定为6%,估计会到10%,物价指数上升幅度上半年为55%,全年可能为6%~7%。信贷规模虽然扩大了,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问题不大。从较长期展望,核心问题是经济能否正常循环。中国有没有实现高速发展的有可能呢?蔡来兴认为完全有可能,关键看环境、条件是否具备。他说,从我国南方这些年的实践看,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实现起飞总要保持10~20年的发展、20%的出口增长率和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广东13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长率20%以上,属起飞之列。其间虽有波动,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于它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事实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也是靠市场启动的。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保证经济起飞的条件。蔡来兴认为,分析经济形势,不能不重视如下社会新因素:一是伴随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实现,外资正加速涌入。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支持不了,而现在,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强了资金的支撑力。二是治理整顿结束后,市场调节和各项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强,微观层次上市场调节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是资金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入资金重复建设,资金循环易出问题。而现在,市场调节力强,加工业本身强大,利益机制对盲目投资已发挥制约作用。另外,政府导向也在发挥作用四是产业结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重工业比重过重,轻纺加工业相当薄弱,重工业一加速,受能源交通制约,最终推动原材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加工工业比重工业强大得多,生产能力过剩。从上半年看,重工业增长虽高于轻工业,但它受“瓶颈”制约,不会导致轻工业下落。我们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量外汇还可用于进口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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