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消费品充裕，价格又已放开，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轻工企业要把原材料涨价转嫁到消费品上，东西就更卖不掉，所以不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基于上述分析，蔡来兴认为：所谓经济过热、原材料涨价——牵动消费品涨价——转嫁老百姓这个链条，如今已不直接。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生长期，发展是健康的，没有出现过热，更不会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把握大势我国怎样才能保持一个好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老话题，伴随经济的升温，今天又突出地摆在社会面前。总结经验教训，面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国际国内环境，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摆脱经济周期性痉挛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旧观念，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的同志说，以往一谈到市场经济，马上想到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生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本质特征。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一定排斥计划。西方国家政府是以宏观政策去体现宏观计划的，企业则按照订单合同去组织生产，这也体现出了一种计划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计划是渗透到市场中去的，更符合市场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但无论是哪种市场经济，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联系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观点。
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观点；经典著作关于国家统一组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一些前提条件至今不具备；由于现在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相当程度上还摆脱不了个体劳动，国家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国家计划就不可能做到各环节平衡；加之现在是由上而下地计划，由下而上地反馈情况，而统计手段又落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信息残缺不全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只有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市场上，经济才能正常运转。改革开放13年来，广东经济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发展，经济效益显著，即使在全国实行紧缩方针的治理整顿期间，也未出现大的波动，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说，这主要是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
广东先从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入手，逐步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改革国家集中计划过多、管理太死的旧体制，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经过13年改革，广东经济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品种已由过去的118种减少到3种，工业方面90%以上的日用品生产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总产值现在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实行市场调节，全省计划统配物资品种已减至原来的1/10。投资也主要是通过市场组织，1990年国家计划投资占全省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资、企业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这些数字说明，在广东，市场调节已占主导地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是广东高速度高效益发展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显赫成就也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就不会有我们党和国家的今天。”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市场机制还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和条块分割、传统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这些构成了国民经济难以全面腾飞的主要障碍和公共部门（包括国家预算和多数国有企业）陷于重重困难的基本原因。
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如不进行彻底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从而不可能有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并纳入我们党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矛盾有的学者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走放开的路，不要走搞死的路。那种“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济恶性循环，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如果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放开的结果会是另一种样子。改革开放前，广东的农副产品供求矛盾突出，自1979年起在全国首先逐步实行产品价格和经营渠道“双放开”后，农、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副产品多起来了。
轻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明证。过去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导致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许多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轻工部长曾宪林说，轻工产品有几万种，各厂家的情况和消费者的需求都不一样，许多情况不是我这个轻工部长和计划部门所能掌握得了的；因此，在全国提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我们提出了“消费品工业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思路；现在除盐、纸等三五个国家指令性计划品种外，其他轻工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经营基本上放开了，有力地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如今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早已全部取消了票证，并出现了买方市场；没有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没有轻工业的今天。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少同志认为，我国经济虽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也同时存在，这就是“市场”，就是“放开”。要通过“放开”促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只有“放得开”，才能“搞得活、上得快”。当前，首先是要培育和放开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就无法建立起市场经济。其次，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价格是市场变动的信号，不放开价格，就无法形成一个市场配置资源所必需的能够反映资源丰缺程度的价格体系。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说，由于经济加速发展，许多生产资料成了短线，价格上涨，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放开价格，过去那种价高压住的办法只会压死，使短线更短、长线更长；而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既能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能促使那些承受不了生产资料涨价因素的加工工业企业转产和通过内部挖潜提高质量，这对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利；从这点看，价格不仅能够调节供求关系，还能调节经济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