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商品经济是靠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规律在调节。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的盲目性”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没能解决。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因此，他提出要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然后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共产主义史上的实践以及我国这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个难题。“十三大”报告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从经济上说，就是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能否做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珠江三角洲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央的一位老同志不久前有句话：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不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这句话一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联系我在全国采访时看到的一些实践情况，我深深地感到，很多同志讲到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其实不过是一种行政控制经济，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他们进行计划的时候，是靠拍脑袋定盘子，根本不做什么市场调查。比方说，我这个省有5000万人，下一年大约要穿5000万双鞋，宽松一点算6000万双，然后开始下达任务。这好像是计划经济，其实是绝对的统配经济。这样做对市场的反映是很差的，对生产力也造成制约，效果十分糟糕。现在很多人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总是十分担心商品带来的盲目性，总是用那种行政控制、行政经济去搞所谓的计划经济。这次我到珠江三角洲采访，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真正的计划，只能是建立在市场充分发育、市场充分完善、统一的商品市场真正建立的基础上。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才是比较准确和及时的，根据这个信息再进行决策，才是比较可行的。不然的话，在四分五裂、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下，市场反映回来的信息往往是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根据这些扭曲甚至错误的信息来进行所谓的计划指导，将会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的破坏。在这次采访中，曾与许多干部一起探讨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这一问题。比如在珠江三角洲刚刚开始发展的1985年、1986年，商品生产的盲目性确实是很大的。
“电风扇大战”、“热水器大战”，一仗接着一仗，造成的损失很严重。一方面，它具有择优汰劣的积极作用，弱者被淘汰，强者生存下来，并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它有消极作用，就是对生产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在这次1988年底开始的、持续两年多的中国市场疲软状态中，珠江三角洲企业的表现都是很精彩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天天在叫苦不迭，等中央来救济。国家用了几十亿元，启动了半天，最后产品全进了仓库，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积压。而广东的乡镇企业非但渡过了这一难关，而且是越战越勇，在这个过程中更以20%～30%的速度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强。这主要反映在中观这一级，尤其是市、县、地一级，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掌握、对市场反馈的灵敏度，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因为当一个企业还是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资金的小企业时，它对市场是很难进行把握、捕捉的，它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自己的信息反馈网点，但若是一个“容声”、“威力”那样拥有5亿、6亿、8亿元资金的企业，它就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维修服务网点，为它提供信息。它有这样的必要和人力，必要性和可能性加起来就成了必然性。
它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启示，真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孕育、发展的阶段，那只是奢谈计划。在市场获得充分发育，企业得以充分舒展，并通过择优汰劣的过程，出现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企业时，再谈计划才有物质基础，讲计划就是顺水推舟了。反之，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只会扼杀商品经济，到头来商品经济没有了，计划经济也没有，只能回复到原来的短缺经济。田：此外，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现在已到了一定要剥离开来的阶段，政府行为绝不能代表企业行为，企业行为也绝不能体现政府行为。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有“厂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的说法，这是很荒唐的。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利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生产、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而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服务“一条龙”。
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算数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提高了办事效率，企业进一个门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政府对企业的态度是，要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还是没有完全分离开。三次学广东热潮王：珠江三角洲的“所作所为”还有很多启示，刚才我们已经从观念上谈了五大点，这里我再补充一个宏观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中，广东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的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热潮。
第一次是1984年、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朝圣”、学习。学习的结果当时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个老红军到深圳看完后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南方视察，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是在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考察为主要标志。当时我正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其时全国普遍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的，但广东走的是异端。虽然它的经济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一个“变通”。都“变通”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变通不行，它会被许多旧条条框框卡死；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有了中央的“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最后一次就是在1990年，出现了第三次学广东热潮。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天津市长、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长等，基本上各个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那就是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请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账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非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这样，就更强化了我们所讲的珠江三角洲的启示，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的路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田：我再插一句。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后，提出了一个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即六个字“远者来，近者悦”，意思是说，远处的人都往这儿跑，近处的人不走，而且很高兴。如果套用古代这句话，珠江三角洲现在进入到了这种意境。（原载于一九九二年六月《粤港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