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珠江三角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在集体的范围内，则可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论功行赏。你只要是人才，马上就可以任命你为总工程师，而且由于自治权属于自己，所以能够马上给你总工程师的待遇，比如住房、职权，根本不存在什么繁文缛节。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用论资排辈，企业随时都可以认可你、促进你，可见这也是搞活经济相当核心的一种制度。因为说到底，劳动力是生产力要素里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只要它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从微观来讲，一个企业活了；从中观来讲，一个地区活了；从宏观来讲，一个国家也活了。透过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各级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调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交响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着整个中国。这也是广州的大中型企业所必须学习的东西。
田：这次下去调查最深的感觉是，珠江三角洲的老百姓、领导干部，他们对发展商品生产有着一个极为朴素的共识：商品生产搞不上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去，政府就是宣传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国家不缺乏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已经制造得太多了，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些实在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总得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强。记得一位资深的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离不开“利、力、理”这么三个字：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实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不能摆错。一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不正常，就算你今天讲大道理，明天讲小道理，那都是空的，讲半天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把经济搞上去了，再来讲这些道理，人们听起来就会入心入耳入脑，就能接受。过去这些年，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但这些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实力，大话、空话的色彩太浓。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我国四十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个深刻的教训，企业基本上不再办社会，它的工人、管理干部、奖金，全部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不是凝固、停止的。
它们的企业大到几千人、小到几十人，都不再办诸如幼儿园、商店、邮局、小学等后勤设施，人员也处于流动状态中。它不像内地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办社会那样，已经到了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以外，社会上所有的福利设施都有这样一种程度。王：是的。北方的大中型企业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企业构成、运行方式以及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等方面的确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这有历史原因，不能简单地怪企业。与北方的大中型企业不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充满活力，这是因为其企业实行了精兵简政，一心一意搞经济，把许多的社会职责都已还给社会，这点也是他们竞争力很强的一个原因。
这里面除了两者的主观条件不一样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即外界环境不一样。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完全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搞的，它的社会也是这样。商品经济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可以看出，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其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一方面，许多服务设施都社会化了，这使企业可以把产前产后的许多服务扔给社会，到头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而实现最大的自我效益；而企业彼此之间也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从中实现了最大的经济效益。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治安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全中国的许多罪犯都跑到这儿来犯罪。这怎么办？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就是由国家来定编，一个省的公安队伍有多少人，一个市一个县多少人，然后一个镇有个派出所，甚至一个乡也设立一个派出所。
而珠江三角洲则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成立“土警察”——保安队、联防队。保安队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体，它通过自己对各企业的保护获取收益，所以它不但能不断地发展，而且还越来越大，发展得越来越好。它自己得益，企业也得益。企业通过把一部分利润分给它，从而减轻了自己在这一方面有如枯燥家务般的负担。反观内地搞联防的做法，一个大企业起码要养一个派出所，二三十号人，不胜负荷。竞争造英雄田：另外，这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做多大的官、住多大的房、有多高的待遇、坐多好的车等，但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把这些带有很强的行政级别意识，说严重点是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的东西给冲得一塌糊涂。比如在顺德，这么个县团级单位,却拥有全国二千多个县里面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仙泉酒店，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内地连许多省会城市都不曾拥有四星级酒店。可是当顺德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就需要盖这样的酒店，就有那么些人来消费、来这儿住。其实，商品经济意识里透露着最强的民主意识。行政级别意识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使企业单位变得大脑越来越迟钝，胆子越来越小，手脚越来越僵化。而商品经济说到底就是竞争，它不那么温情脉脉。所以我开玩笑讲，今天当面叫你老大哥，可明天就不一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