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批“放鹅仔”、“种田佬”，一个个摇身一变，都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商品经济的路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天时、地利、人和王志纲（以下简称王）：我国建国几十年形成的经济格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一个地区的经济重心通常都集中在省会城市或是几个主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作为一道鸿沟，一直是无法逾越的。但改革开放12年间，在广东这个地方，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山坡上、田野里、池塘边，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形成了一片片的新兴工业区。
那么，广州作为广东省经济重点的地位是否已经让位于这些组成北伐粤军主力兵团的乡镇企业呢？比方说电冰箱，五年前风靡全国的是广州“万宝”，现在引人注目的却是顺德的“容声”，它是中国冰箱行业第一家国家一级企业；讲到洗衣机，也不再是广州的“凤凰”，而是中山的“威力”，它是我国家电行业中首家国家一级企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此还引发了广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率代表团的先后南巡与交流经验。你是随行记者，那么能否请你谈一下，你在去珠江三角洲之前、采访的过程中和回来后都有一些什么想法？田炳信(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以下简称田)：可以。
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从时间上讲，应该是从1978年开始的，它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到珠江三角洲走了一趟就发现，三角洲人牢牢地、始终地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第一真经，而且始终不受各种政治风潮、经济风潮、外国风潮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把商品经济搞好了，把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才能为人们所接受。现在你如果在那儿搞民意测验也好，搞抽卷问答也好，获得的答案都能证明老百姓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
说实话，在纯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珠江三角洲发展商品经济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一派牧歌式的田园风光，盛产稻谷、柑橘、鸡、鸭、鹅，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固有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和含义都泯灭了。但为什么如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偏偏是珠江三角洲这个并不是中国工业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能够迅速地崛起在经济舞台上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地利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靠近港澳。香港是世界上公认的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好比一打开门，两个最好的启蒙教师就站在你门边上，其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地利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两者叠加造就了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人。他们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解不是死板的、机械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我这次下去看，发现珠江三角洲的群众、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眼光和勇气，是内地许多干部所不可比拟的。同时，由于过去它在工业基础设施上是一片空白，也没有什么陈规陋习，如同一张白纸，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恰恰在这一基础上，珠江三角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迅速崛起。王：正所谓“功夫人人有，架步各不同”，人们普遍认为是黎市长上台后的一个高招。那么，这次黎子流市长率团南下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轻装上阵与身负重担田：依我看，这次黎子流市长率团放下架子，走出羊城，广州老大哥向珠江三角洲的小兄弟们虚心请教、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老大哥、明星城市，在某些方面，如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运行机制上、在办事效率上，比起佛山、顺德、中山、东莞以及深圳、珠海，都有着一定的差距，他们在跑步，广州在走路。
这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态势，对于来自珠江三角洲这块改革热土、又担任广州市长的黎子流先生，似乎比别人更多一些紧迫感。当然，广州与内地的城市相比，也的确迈出了了不起的一大步，但珠江三角洲又比广州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广州作为一个老而大的城市，她肩上有许多负担，也有许多陈规陋习，更有许多眼睛在盯着她；她存在着许多优势，但也有许多劣势，这点与珠江三角洲不同。
也就是说，她具备的优势，珠江三角洲都具备；她具备的劣势，珠江三角洲基本不具备。过去在一般人眼里，乡镇企业只是干一些小打小闹、土法上马、拾遗补缺的行当。这次走了一圈以后，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它的许多企业的行政级别充其量只能算股级，有的甚至什么级别也没有，但投资的规模、厂房的面积、员工的人数、产品的覆盖率，都不是我们许多厅级企业所能比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们的内部机制纯粹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来运转的，所以尽管它们的规模已经绝对达到了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可它们却仍然是生机勃勃的企业。回过头来看，广州的许多老企业却是老态龙钟、包袱沉重。
两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内部运行的不同机制、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使然。王：这点应该说明一下，作为广州赖以繁荣的大中型老企业，它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珠江三角洲的新兴工业企业则不同，它们的历史包袱比较少。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例如，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基本上不用盖职工宿舍楼，每一个职工基本都有自己的住房，他们亦工亦农，八小时以内是工人，业余时间就是农民。单单这点，工厂就可降低成本。而广州的企业单是住房这一项，就够沉重的。一个是轻装上阵，一个肩负重担，这也是两者不太相同的地方。强调两者的差异，也就是强调机制的不同，这是必要的。但在承认不同的同时，我认为更应着眼于两者的共同点。就此，你有什么见解呢？再次解放思想田：黎子流市长这次专门提出了广州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的观点。从观念角度讲，这次下去看到的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的领导，他们的观念很新，他们的人才观、机遇观、企业观都不同以往；他们敢于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遵纪守法，以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当地经济实力为目标。很多企业的经理年龄都很轻，见识也很广。市县组织部门在用人的衡量标准上也不是按过去传统的论资排辈，而是论功行赏。如此才能把一个人的最佳年华、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时刻展现出来，把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社会。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评职称也好，干部提拔、企业用人也好，不达到一定的年龄，不长出一定的胡子，脸上不出现一定的皱纹，就没法起用。另外，他们在用人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吸纳全中国的英才，而广州要进一个研究生、博士生，在诸如户口、待遇、住房等问题上，比起珠江三角洲来，就有许多麻烦和限制。
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认为你的能力、贡献达到高级工程师的要求，他就任命你为高级工程师，待遇、职务安排等等全部照给。有人说这是不成体统，但是这种对内地太成体统的陈规陋习的反叛，恰恰是今后我们所需要的。王：是的，它们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要充分地调动生产力要素，构成庞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通过这种方式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显示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按劳分配是要把所有的个别劳动折合在全民这一范围内，然后均衡化，再由国家按“社会平均劳动”来分配，由此，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八级工资制，所有人员经国家统一考核、晋级。这一制度因违反了社会发展并不均衡这一现实，终而表现为人为地拉平收入、搞大锅饭，它根本不能迅速激发出一大批刚刚冒出来的各种管理、技术人才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