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此不无关系。也许有人会问：与其肥水流入外人田，外地人不如回家乡做贡献，何必来此“受剥削”?我们又一次遇到一个怪圈，一个理论和现实相矛盾的怪圈：不来这里为老板打工，留在家里能洁身自好，但只能守贫；纡“尊”降“贵”，出来打工，不仅能迅速脱贫，收入比在家乡当主人还高得多。“生活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要走出怪圈，恐怕还得再提歌德这句名言。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间，还能拿到超产奖、“红包”、加班补贴等，许多工厂还实行伙食免费或补贴。因此，打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能寄回家。邮局里汇款的外地人排长龙，在珠江三角洲各城镇屡见不鲜。
据东莞市邮局的统计，1987年一年，外乡人在邮局汇款有68万余次，汇出款项上亿元；仅12月份，外地人平均每天有2600人次汇款，汇出款项120万元。而这几年大抓劳务输出的广东山区县龙川，连年劳务收入在三四千万元，占全县国民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劳务收入已成为这类劳力输出大户县解决温饱和增加生产投入的重要经济来源。意义更为重大、深远而难以估量的收获，是百万移民经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工业化文明的洗礼。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进程步履蹒跚的农业国，彻底改造国民素质，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骤。珠江三角洲号称“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之地”，可在它的进化史上，却因人的关系，也上演过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一百多年前，华侨实业家陈启源最早引进法国设备，在家乡南海县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意欲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进中国。
可事与愿违，大幅度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引得一些人仿效并达到局部推广现代工业文明这个目的的同时，也威胁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生存。饭碗被打烂了的手工缫丝工人们，把愤怒悉数发泄到现代机器这个“魔鬼”身上，他们揭竿而起，聚众拆毁了机器缫丝厂。陈启源不得不撤离这板结的土地，把工厂迁往澳门。这段载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轶事说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小生产传统，是多么的顽固，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广是何等的艰辛！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陈启源的故乡，机声轰鸣，工厂遍地，农民们积极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短短几年不仅本地百万农民“洗脚上田”，务工经商，还把内地百万“移民”推进工业文明的大潮。历史的河流经过曲折、平缓的流动，终于找到了出口，一泻千里。经济巨流要在短期内打通淤积近百年的河道，荒弃了近百年的课业要在短期内补齐，突变和阵痛相伴而生。
没有温情脉脉的“大锅饭”，也没有高枕无忧的铁饭碗，只有商品经济严酷的规律和工业文明铁的纪律。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在严格的厂纪、厂规的约束下，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走进车间工场，只见人人埋头操作，一派紧张忙碌、纪律严明的景象，就连当初受不了苦跑回去的毕节姑娘，也向家乡父老兄弟这样讲述她们的印象：“人家那边，一上班就紧紧张张的，街头上见不到闲人，哪像这里松松垮垮的，成天有人轧马路！”更深层的变化在生存能力上。一些先期来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广东山区青年，经过两三年的实践，不仅掌握了生产技术、积累了本钱，还摸到了办厂的门路，他们回到家乡办起了工厂，当起了“老板”。在他们身上，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已日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强不息与进取开拓的奋发精神。
虽然，在下珠江的百万移民中，能当上厂长、文员的还只是凤毛麟角；但是，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课堂里，百万移民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程度不一地形成了商品经济意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若干年后，他们回家乡时，将带回一笔可观的财富，成为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事实上，最早输出劳力到珠江三角洲的粤东、粤北、粤西山区，已经尝到了这一实践的“宏观”果实，他们正是通过向宝安、东莞、佛山等地输出劳动力、积累资金、培训人才而逐步发展起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经济繁荣，为外地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培训工业化人才的“商品经济学院”的角色。
百万移民下珠江向人们呈示的，与其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毋宁说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一基调的同时，也向人们奏响了由一节节不和谐音符构成的乐章：诸如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人的抗争；本地人与外来劳工之间的摩擦；外来劳工正当权益屡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充满矛盾的现实昭示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资金和知识、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不容我们回避的历史选择。（原载于一九八八年十月《新华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