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弟妹们也带来。在东莞市虎门镇，记者在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里遇到了四五个四川籍男女打工者。他们分别来自四川的云阳、开江县。春节在即，别人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回家探亲，他们却决定留下来“再干一年，多挣一点钱回去!”说这话的青年来自开江县农村，26岁，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目前月收入才130元，离家已经半年多。珠江三角洲日益兴旺的劳务市场是一面社会多棱镜，它能折射出千种人生，万般心态，令人深思！甘苦相伴的“打工”生涯广深公路近三百余公里沿线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最密集的黄金地带。星罗棋布的小镇的墙上，除“专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这类广东城乡随处可见的江湖广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了。一块电影银幕般大的墙面新贴出七八张招工告示，记者随手记下三则。告示一：我厂现急需制袜女工10名。我厂长期货源足、工资合理、稳定准时、有食宿安排。告示二：我竹塘电子厂因扩大生产，现急需招收年轻电子女工多名。
我厂货源充足、工资高、粮期准、有津贴、住宿方便。告示三：本厂现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车工20名。我厂有良好的厂房、货源充足、粮期准、食宿免费、加班有津贴。告示下，常有成群结伙的姑娘驻足观看。她们的年龄多在18～24岁之间，装束打扮出奇地相似：下绷紧身牛仔裤，上穿毛衣，头发像阿拉伯妇女的头巾，浓密地披垂下来，只余窄小的面孔在外边。在珠江三角洲如蛛网般的公路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打工青年在各乡镇间流动。他们多是来这里已有一年半载的“老资格”，在“货比三家”中选择自己最中意的厂家，如果干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后再“跳槽”。他们是外来劳力中最活跃的部分，正是他们的流动，沟通着散居在千万个工厂中的打工青年的信息，使他们明确自己所处的境地，从而做出是“跳槽”还是再干下去的决定。正是他们的流动，迫使老板们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以稳定工人情绪。在凤岗镇美达玩具厂舒适的写字楼里，我们就邂逅了这样一位不断“跳槽”、最终成功的姑娘。她是广西钦州人,现在是工厂的会计和报关员，固定月收入200元，居住在同工人严格分开的文员区域，食宿免费。显然，她已从“蓝领”进入“白领”阶层，是打工女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她叫班扬明，现年19岁。小班落落大方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经历：初中毕业后，跟叔叔第一次下珠江时，只有17岁;先在常平镇手袋厂打工;干了8个月，叔叔去广州了，她自己回了广西；回到家乡无所事事；不久，又串联了几个姐妹，一块下珠江，在凤岗镇盐田宾石厂打工；一天工休，三人结伙去邻近的塘厦镇玩，在广告栏上见到美达玩具厂的招工广告，觉得条件不错，她当即和一个姑娘毛遂自荐；到这里后，先在车间当工人，因工作出色、处事老练，很快被香港领班提拔进了写字楼。但是，像她这样的幸运儿实在太少了。一般的打工仔和打工女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靠近宝安的客家山区樟木头镇，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业务繁荣的缩影。这个17万人口的小镇，涌来了一万多外来人，成为这里一百七十多家“三来一补”和乡镇企业的工人。外来人口的蜂拥而入，为这个山区小镇带来了滚滚财富。
1978年以前，这里的工业几乎是空白，但是到了1987年，全镇仅工业缴费收入就达三千多万港元。外来劳力庞大的消费需求，又刺激了这里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弹丸小镇五脏俱全：商店、发廊、酒楼、旅社有84家，个体摊档240家。精明的商人们看中了这一开发前景广阔的领域，纯粹由价值调节的“文化市场”也在这里形成了。这是小镇中心一家设备简陋的酒店，白天卖酒食，夜晚当歌厅。夜幕降临时分，随着成群拥入的打工青年，我们挤到了灯火辉煌的樟木头酒店前。歌厅内爵士音乐震天动地，歌厅外一张别具一格的海报前站满了人。海报题头是：樟木头酒店特邀广州大西洋轻音乐队，门票每张35元。演出尚未正式开始，窄小的歌厅已是水泄不通，大门口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精神饥渴的青年们。据卖票者称，头夜门票250张，爆棚!今夜亦然。我们挤进歌厅，恍若进入美国西部片中展示的牛仔们聚会的酒吧。
“老板娘”高坐柜台卖酒水，大厅内里三层外三层，叠床架屋式挤满了少男少女，墙根处腾出一块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的舞台。激光闪烁、电声震天。一个男歌手在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叫；伴舞姑娘酥胸半裸，伴舞的小伙子长发披肩；乐队中站着一个满脸胡髭、戴着墨镜、手舞足蹈的大汉，据说是“鬼马歌星胡须佬”!出人意料的是，舞台上虽然充斥着挑逗的气氛，音乐也使人兴奋，但精神饥渴的少男少女，却一个个静若处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智和冷静。“这不是有修养的表现，而是麻木的反映。精神、肉体双重麻木。”一个研究劳动保护的学者向我们解释说：“三来一补”企业中打工的青年，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一年365天，难得有星期日，人同机器一样长期疲劳运转，哪能有正常人那般闲情雅致！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工人精力、体力超负荷运转是“三来一补”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就在樟木头酒店演出火爆之时，80%以上的打工者还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加着班。惠阳一家名叫新艺手袋厂的企业，工人1月加班29个晚上，每晚3小时以上，有4个晚上是通宵加班，1天干了近24小时。
有的工厂，中午吃饭只给20分钟时间，吃完饭马上接着干。这类做法连一些港方雇员也看不过去。一位姓刘的先生说：“有些香港老板赚钱也太不择手段了。”据他介绍：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这里工人月工钱若200元人民币的话，在香港得开2500～300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1500元。另外，在香港，工人星期天休息，若加班，3小时发1天的工资，6小时当2天计，而且需征得工人同意。对工人工作环境的保护更是空白。“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在东莞某塑料厂，一个普宁山区来的温姓青年向我们诉苦说：他在厂里干喷漆工，这种活不仅在香港没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触这种有毒气体，无疑是慢性自杀，但他还是要干。因为他不干，还会有别人干，这个工种比其他工种收入高一些，一月有250来元。
他已干了两年多，计划再干一年，凑足4500元存款后，回家学开汽车去。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和复杂的心理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家乡农村，自己为自己干活，比这还苦，但收入却比这儿还低；来这里为老板打工，比为自己干活还轻松一些，收入却高了，尽管这个收入与香港工人相比有天壤之别!正是这悬殊的三级比较效益，诱使海外“三来一补”业务和内地贫困地区的百万剩余劳力蜂拥进入珠江三角洲，组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不合情而合理，不合理又乐意。这矛盾的现实、纷乱的是非，让这些年轻人愤怒而又趋之若鹜，苦恼却又不愿撤离，难怪乎有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症候特征!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百万“移民”下珠江，经济上受惠最大者，当首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一轮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其实，香港是个理想选择地，但香港消化不了，只能再行扩散，紧邻香港、投资环境较好的珠江三角洲成了理想选择地。这里不仅地价便宜，劳动力价格更便宜，一个电子装配工，在港月薪3800港币，在此付给500港币就算高了，滚滚的剩余价值就流入香港。无怪乎有人说，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不知为香港造就了多少个百万乃至亿万新富翁。连香港人也不否认，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经济的后援地，进入“三来一补”企业打工的百万“移民”便是造成这繁荣的重要力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一些乡村、派出所的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以及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数)出任官职也不敷使用，输入劳力势在必行。百万移民下珠江，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仅东莞市的统计即可一斑见豹：1987年一年，外来劳力为该市创造的工业产值达548亿元人民币，创汇3744万美元。以一个外来工人平均每月消费70元为标准，年总计将近有2亿元的花销用在东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