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在1959年大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原副省长杨英杰、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等同志。
当时，河北省委对杨英杰、刘汉生、王克东、葛启、杜文敏、常立木、杨远、杨立昌等人的平反意见，已经写出了草稿。只是省委在同意对他们进行平反时，又还多少都留了一些尾巴。在李立三的催促下，省委于3月15日开会专题进行讨论。李立三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做工作说，既然过去把人家批判处分错了，人家已经受委曲多年了，主要方面都平反了，那就不要留尾巴了，而且还要官复原职。李立三具体说道：王克东回承德任第一书记，这样好，决定是正确的。要让干部们认识明确，因为他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刘汉生是否可以考虑调回省里来？已经委屈了两年，还在下面当个副厂长，于心不忍啊！
3月19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学习情况以后发言，他首先对当时会议情况进行评价：一般来说，很好，基本做到了有话就说，顾虑不大或没有顾虑。同意大家说的，发展不平衡。少数人还有顾虑，原来被批判的人，现在讲话的有了，但不很多。我们的会议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有几个人给我写信，有人找我谈过话，但是还没有在会议上发言，说明放的还不充分。这些被批判的同志意见很多。
3月21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各口汇报后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干部问题。被（挨）整、被批判的人，有一肚子气要出，或对某些工作作风、省委的具体政策、口号上，具体办法上有意见。工作上出了毛病，大家都难过，是爱护事业的表现，希望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进作风，好得很。
李立三提出，请省委考虑准备做检查。以子厚同志在北京会议上的检查作为基础，把这一次会议上大家提的问题加以补充修改，作为这次会议省委的检查。这样一检查，对会议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通气会大有帮助。因为，现在同志们希望省委有一个态度。
3月22日上午，李立三参加文教口的讨论会，在听了杨英杰的发言后，李立三说：“你是不是把个人受批判的问题也讲一讲，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杨英杰简单讲了受批判的情况后，李立三问：你对平反有什么意见？杨回答说：“甄别平反工作，应当搞得快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和我谈过。只是那次与（朱）子强同志谈话时，说到过一点。至于怎么平反？写出了什么材料？我都还不知道，不好发表什么意见。”
为了能做到给杨英杰彻底平反，李立三专门找当时的副省长兰凯民谈话，有针对性地给他做思想工作。
在李立三的推动下，河北省委书记处于3月24日再次开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对杨英杰、梁双璧、葛启、刘汉生、王克东、杨远、常立木、杨志昌等8人的甄别平反问题。在省委副书记郝田役讲了省委对杨英杰的平反决定（草案）后，李立三立即作了长篇发言，他用大量篇幅讲了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的相互关系，然后说道：杨英杰说的话是对的，虽然可能还有些不全面。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外，谁能了解得那么全面？所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不仅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而且是比较正确地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58年大跃进的经验。我说他比较正确，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比我是正确的。要服这个气，要承认他比我们正确。这是教训嘛！人家比我们高明，有什么不好？要发扬这一点。历史会证明他比我们是高明的。如果我们承认他高明，就证明了我们也高明。如果我们不承认他高明，我们就是不高明充当高明。当时，我们批评他，是为了保卫总路线，保卫党的利益。今天，历史说话了，说明是我们错了，他对了。现在，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就要承认我们错了，是他对。这也是党的利益。只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我们承认错误，才能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杨英杰对党并没有什么怨言，受处分后，工作好得很。王克东（工作）也是好得很。这些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虽然暂时受到委曲，但是，他站在党的立场。所以，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很好地团结他们。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提高全党的认识。这样一来，就真正分清了是非。原来，我曾担心（当时的）积极分子不服气，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当时）领导批判的人是不是服气？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要敢于起来承认错误。因为，我到省计委参加了小组会，计委的同志认识是对的。（在中央工业部）批判高扬（当时任副部长），我是错误的，我给他写了信，向他承认了错误，他就很高兴。
李立三说，你们现在还给杨英杰留下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是不是恰当？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可以不留尾巴。李立三还说，杨远、常立木回去，大有好处。我们把人家批判处理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
李立三在会上的这段发言，就是苦口婆心地向省委领导同志做工作，推动省委抓紧对杨英杰等8人进行甄别平反。
之二、后来成为“文革”罪状之一的几次讲话
其实，早在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前，李立三就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积极主动地狠抓了甄别平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