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县级以上单位的党的第一把手，人数达7000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历史上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任务，就是对三年“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而是在工作班子起草出来后，直接发给到会的每一个成员进行讨论，反复修改。然后中央又组织了一个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讨论了8天，反复修改了七八遍。这个政治报告，可以说是七千人的集体创作，空前绝后了。
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用这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议，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还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大家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给到会的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作出了榜样，使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全党上下更加团结了。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以后，全党上下仿照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做法，认真贯彻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集中一段时间，对在三年来因所谓犯“政治错误”受过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渡难关，国民经济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
在这次难得的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仍然发扬他那“坦克车”精神，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果断有力地做了一些为后人大为称道的工作。
之一、全力敦促河北省委的“甄别平反”
为了帮助各省、市、自治区贯彻好大会精神，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分工，李立三带着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和时习之、王孝祖、牛巩、袁勃等5人，于3月9日至28日在天津对河北省委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进行指导。63岁的李立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坚持不停地工作。除了参加省委的会议，还深入到一些厅局机关去了解情况。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单独谈话，督促省委抓紧对前几年受到错误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另一方面找受到过错误处分的同志谈话，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尽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3月13日上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后发言。他用了大量篇幅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问题后说，雪峰同志说，这次会议叫出气大会，什么形式都可以，反正要同志们能把意见都提出来，这样才能上下通气，增强团结。
李立三在这里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虽然我们（在大跃进中）没有兴风作浪，但是推波助澜总是有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工业部。讲到这方面，首先我要负责。我想大家一定有意见，要让他们提出来。
李立三说，党内团结问题，雪峰同志很重视甄别工作。党内团结，问题很多。突出的是五九年整风反右，伤害了若干同志，许多同志被错误地批判，错误地处分。在这里就有一个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团结问题。被批判者受了委屈，领导者和批判者要主动出来搞好团结。这次要搞好这个问题，必须由领导者承担责任。批判的检查，被批判的才心服，才敢讲话。另一方面，被批判者，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党的立场，就不会有埋怨思想，或者说（埋怨思想）不多。能够重新搞好团结。不能对他们（指被批判者）太苛刻。他们有意见，有埋怨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公正的。消除他们这种心情。被批判的，要给以平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还有个积极分子（原来批判人）的问题，原来批判（别人）的很厉害，现在怎么办？如果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也不好。所以，首先是（当时领导斗争的）领导者把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分子无非是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说了一些过头话。解决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改，没有（批判）错的，还是要肯定。总的看，搞错了的是主要的。虽然当时批判是事出有因，但是扩大化了，要承认搞错了。不是机会主义的搞成了机会主义。错了就纠正。所以，雪峰同志强调，一般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不给留尾巴。雪峰同志讲，抓甄别，也是贯彻这次扩大会议精神。
李立三最后说，把困难讲够，把缺点讲够，是不是会丧失信心呢？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不会的。只有把困难估计够，措施才能正确；把缺点错误讲够，认识才能深刻，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训。全党更团结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更弱。强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有的学的好，强的很厉害，有的学习不好，可能继续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