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队的集中问题，布勃诺夫认为，“应该考虑到中国将领和军官的心理和习惯，不应该这样迅速地转入集中管理和按日历安排工作程序。”他还特意指出，苏联顾问对中国将领们监督过多，认为这些顾问“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实际上，苏联顾问在中国将领们的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即：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布勃诺夫批评说：“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还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所以，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而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于是，布勃诺夫强调，“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在安排苏联顾问的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军官们的习惯和性质。
基于上述考虑，苏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海军以中国人为首而不是俄国人，司令部也以中国将领为首。布勃诺夫认为，这个方针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他再次强调：“这一点务必要做到，这里要有分寸。”3月20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没有分寸的行为造成的。布勃诺夫甚至相信，这次事件“不能用个别人的原因作解释”，它在为数较多的中国将领和中国军官当中有根子。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师长或司令部首长走在后面，而俄国顾问走在前面。”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开始攻击军队党代表制度。他说，在国民革命军里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他一个人提倡的。这种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组织的办法”。苏联无论军队，还是重要机关，都设立党代表制度。而党代表的根本意义，“老实讲就是党派员来监督兵官的”。他在莫斯科曾询问过苏联人，他们的党代表制度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对方告诉他，这是一种临时制度。蒋介石当时就感觉到，如果是永久的话，恐怕就会“发生很大的毛病”。苏联人还告诉蒋介石，我们之所以需要党代表，是因为环境需要，等到军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成为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党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黄埔军校教导团最先实行党代表制度，那时候，党代表制度的用意，并不是用来监督军官，而是帮助从事军队行政、卫生等工作的。两年以来，从黄埔军校教导团到现在，“其中就发生了许多纠纷”。尤其是在平息刘、杨叛乱的时候，“发生的问题就渐渐多了”。蒋介石把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归结为党代表制度的存在。据他说，有许多军官写信质问，党代表制度是什么性质，苏联的党代表性质是因为军官不是党员，所以由党代表监督，我们这些军官都是国民党员，为什么还要派党代表来监督？有人甚至责问蒋介石，现在军队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既然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队中的党代表，至少要由国民党员来充当，如果以跨党的党员来做党代表，“这就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蒋介石认为，苏联派去当党代表的人都是一些资格很老的党员，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幼稚的实在不少，如此以来，“我们的党代表比较俄国，其真正的性质和意义，也就失了一大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