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莫斯科对广州的政局作出了完全乐观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东方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进步，而且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所期待的还要迅速，并且把广州国民政府看作是“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榜样”。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基本核心就是同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各阶层利益共同性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制度，为争取革命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革命联盟”。这就是说，广州国民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的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因此，广州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内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的榜样。”共产国际还相信，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右派的斥责以及对国民党同共产党联盟必要性的确立，巩固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季诺维也夫甚至预计，中国共产党今后在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中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当苏联人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时，难免会“为之一惊”。
3月24日，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布勃诺夫在会上分析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三类矛盾造成的：一是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二是国民革命中一道战斗的基本力量之间，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三是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布勃诺夫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国民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他还批评了在这方面的所谓过火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以下结果：（1）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并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这就是布勃诺夫从中山舰事件中得出的所谓“实际教训”。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妥协退让的表现。布勃诺夫还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上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里可能发生的冲突；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的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事变中暴露得很明显；军队集中管理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的暗中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