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说，去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其儿子汪晋清(在合肥中学教书)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和老伴可以种2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全年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本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不吃了，山芋的价格比稻草低，就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郢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公社粮站站长解其芬家里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供销社主任廖子坤家里5口人，4个孩子，爱人生病，他们两人都说，从我们个人家庭来看包产到户，生产有困难，但可以想办法解决；从加快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积极赞成包产到户。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有的说，上面让我们解放思想，我们看中央的思想也没真正解放，一边强调生产队自主权，一边又强调“两个不许”。还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这不光是生产搞不上去，我们也不能真正当家做主，心里感到憋气。大家纷纷要求中央修改两个文件时把“两个不许”去掉。
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在秋种遇到干旱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实行了一包到底的责任制。图为小岗生产队社员签订的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对于上述情况，我于2月4日晚上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一次。2月6日，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首先由我汇报了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应先向中央请示。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他主张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
上午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下午继续开会。在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到会同志对万里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