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晚上，我又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共有6个公社，在4、5天时间内普遍推行开“包产到户”。山南区的情况，我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山南公社和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肥西县的情况我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可以让他们搞。
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直接推动了肥西县包产到户迅猛发展。1979年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11％。麦收时占23％，双抢时占50％，秋种时发展到93％。山南公社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一副催化剂，启动着人们思考问题，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欢迎。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较多的有宣城、芜湖、东至、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今椒、嘉山、阜南、六安等13个县。对全国影响也很大，中央党、政、军机关有20多个单位负责同志，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1985年春节，肥西县委委派县长胡庆长、副县长汤茂林、农经委主任魏忠，赴京向万里汇报工作。万里愉快地说：“肥西县在搞生产责任制是带了头的，这是上了《邓选》的。几年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很高兴。肥西是有条件的，希望在第二步改革发展商品生产中，取得更大成就。”
3月初，“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我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情况。电报由我主持起草，赵守一修改，万里于3月4日签发。电报说：“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20％；定额管理约占50％；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30％。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到户的办法。”“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1979年春天，各地在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纷纷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它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受到了一些思想僵化和心有余悸者的怀疑和抵制，由此，围绕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这种大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街道，从工厂到学校，每个行业、每个角落，甚至每个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农村改革。人们像打开闸门似的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农村的改革震动了整个社会。在周围邻近的省份，也发出了一片指责声。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安徽的边界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