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
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
与张发奎等机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
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
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
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
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
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
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
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
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趁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要求去南昌之机，嘱郭向南昌起义统帅部转达四点希望：“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去东江，不要去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请张发奎亲笔写下这个意见，便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离开九江去南昌。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
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
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
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
出现这样“追而又舍”的局面，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
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下通道，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原计划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参加南昌起义，即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到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将该校解散，组建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
全团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是当时少有的革命武装力量。
教导团党代表陈毅率该团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中途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
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
这时陈毅身份已经暴露，他连夜召集党的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
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南昌。
师生们纷纷走散。
叶剑英见此情景，十分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