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教导团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且都是革命骨干，乃是宝中之宝。
一定要想法保存下来，整顿好，交给党使用。
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张发奎、黄琪翔对其信任的有利条件，主动到团里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使大家安定下来。
随后，又找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上任后，亲自到团里了解情况，耐心劝导师生。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已走散的师生纷纷归来，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
叶剑英向张发奎要来枪支子弹武装全团，稍事整顿，即率团随军开赴南昌。
不料，到南昌后，朱培德散布教导团是“赤子赤孙”，并向张发奎提出对其缴械、“清党”的要求。
在危难中，叶剑英挺身而出，团结全团师生努力抗争，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
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
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
后来到江西时，毛泽东同志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四、“红旗飘上越王台”
南昌起义失败，中国革命陷入更大的低潮。
叶剑英从一个逆境落入另一个逆境，接受新的考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党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
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
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
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
他反复向全团师生灌输这个思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江西水乡小镇上，中共教导团的党组织内部在武装暴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一天夜里，党的负责人唐维和王侃予、李人一等召开秘密会议，邀请叶剑英列席。
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
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
当讨论到何时何地举行暴动问题时，党员王侃予和李人一等几个人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也倾向于此，最后征求叶剑英团长的意见。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
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新党员，又不是委员，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人的意见，遂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
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怎么样。”
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于是，他向大家谈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摆出几条理由：第一，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没有胜利把握；第二，即使能搞到一两船枪支，我们的力量还是单薄，孤立无援；第三，万安暴动只能打敌人的屁股，如果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两面受敌，我们就被吃掉了。
他指出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第二，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三，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