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军校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任何人不得任意宣布停办。
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即使不办了，也要说明白才是。”
这理直气壮的一番言语博得了在座同志们的赞同，纷纷起来同声附和。
王登云虽然觉得理亏，但仍硬撑着，用坚定的口气说：“现在蒋先生已经离开广州。
军校不办是肯定了，没有什么好议论的。
筹备处马上解散。
蒋先生走前交代，参加筹备处的同仁，一律发给遣散费。”
接着，从皮包里拿出名单念起来：“邓演达先生250元……叶剑英先生150元……”这时有些人见王登云态度很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又听到有遣散费可领，觉得坚持下去也没有作用，便动摇起来，准备散伙。
邓演达和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目光，提出抗议：“王秘书，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停办散伙!”然后向大家说：“请诸位暂留一步，即使要停办散伙，有些事情也要从长计议，不必这样匆忙嘛!”室内又是一阵沉静，人们面面相觑。
王登云觉得十分尴尬，夹起皮包，溜之大吉。
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像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
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去请示廖仲恺。
邓演达、叶剑英匆匆来到大本营拜见廖仲恺。
不料廖已不在广州，到香山开会了。
他俩只好回来说服大家，稳住情绪，坚持把筹办开学的工作做下去。
廖仲恺从香山县回来以后，见过孙中山，立即到筹备处来安定人心，主持办校大计。
叶剑英等问廖仲恺，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
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
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由于王柏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事务多半落在叶剑英的肩上。
从制定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
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柏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得到解决。
一天，叶剑英同邓演达到珠江南岸大元帅府去拜见廖先生，向他请示筹备处工作。
邓演达刚从上海回来，先汇报说，我这次奉总理和先生之命去请蒋先生，他还是执意不回，眼下李济深师长又不能来筹备处主事，王柏龄高参还是想回上海去找蒋先生。
军校的筹办事宜全靠廖等先生出主意，拍板。”
说罢，他拿出一份急需修订的学校办学章程，交廖过目。
廖仲恺看后，表示即呈送总理审定。
他谈到正在全力以赴筹款办校。
苏俄顾问已经答应无条件地给200万现款作开办费，还准备运送大批军械到广州。
随后，廖仲恺征询叶剑英的意见。
叶剑英谦虚地说：“我只当过几年教员，没有办过大学校，缺少经验。
从教授工作的角度看，目前，学生报考很踊跃，本校入学考试委员会已经成立，需要确定日期，举行入学考试。
除此之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第一，对各方推荐来的教官和考官，教授部已填具履历，逐一呈送先生，请先生亲自考核选定。
特别是考官，不论是谁推荐的，一定在拥护孙先生，执行党的办校方针上立场坚定，且有真才实学，堪为师表者才行；不然的话，滥竽充数，是教不出好学生，培养不出拔尖的人才的。”
接着，叶剑英谈了第二条意见，有关撰写教育纲领和计划，确定课程、编写教材等教务方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