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伊斯兰教义中要求穆斯林之间兄弟般友爱并共同忠诚真主和王朝统治者，使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民族”这个包含语言、种族和地区等内容的整体概念。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世俗改革纲领，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成就。
旨在富国强兵的军事改革
在所有涌入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中，土耳其人最为关注的还是军事。他们从来不抵制来自西方的“有用发明”，即先进武器。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穆斯林已经在战争艺术上，特别是在像工兵、航海和炮兵等技术性较高的部门方面，做了基督教国家的学生。早在15世纪初，土耳其就开始将火器用于战争，特别是攻城。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以后，土耳其人开始使用野炮、步枪和手枪，投弹兵和坑道兵也开始在奥斯曼军队中起主干作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就得益于先进的炮兵。为了顺利地从事海战，奥斯曼人特别注意接受西方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海图制作技术。17世纪时，一部标准的奥斯曼地理学著作《吉汉尼玛》（《世界鉴镜》）问世，标志着奥斯曼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接受和理解。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的日益衰落。军队中较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较好的船工和航海员，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员，说明了这一事实。但奥斯曼统治者并没有很快醒悟。17世纪以后帝国在军事上日益衰落，屡次败于那些先前为他们所不齿的基督教敌人之手，并在强压之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才使土耳其人痛定思痛，决意寻找救国之路。他们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中兴的主要手段。
国际局势发展也比较有利于奥斯曼国家。本来已经无可挽回的第二次俄土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多的灾难，由于波兰、普鲁士、法国等地陆续出现的突发事件，分散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干预土耳其事务，这就使土耳其人能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分别与俄、奥订立相关和约，并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
38岁的素丹塞里姆成为改革的主持者。塞里姆知识面广、阅历丰富，自青年时代就通过私人使臣与法国国王保持着通信联系，对于欧洲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知道，土耳其国家能够得到一个喘息机会，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发生了困难。土耳其要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上自保，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因此，他把“强兵”作为自己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建立了一些新的军事院校和海军学校，还草拟了一份关于招聘外籍教官和技术人员的名单，把它送往巴黎（1793年）。这一举措，是土耳其开始走向军事改革道路的信号。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土耳其人就因对奥地利两度兵败而开始考虑军事改革。沙皇彼得大帝改革成功，也给了土耳其人以启迪。帕萨洛瓦茨和约后，土耳其人开始探讨改革之路。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在战败恢复和平后，开始在维也纳和巴黎建立大使馆，“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向素丹汇报其中哪些能适用于土耳其。1716年，一个法国军官试图在奥斯曼军队中建立外国工兵军官团，未能成功；其后不久，另一个法国人成功地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消防队。这成为土耳其城市市政改革中的第一项。海军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三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取代了划桨船而成为奥斯曼海军的主流战舰。
18世纪30年代以后，土耳其陆军改革提上日程。来自西方的移民在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米特费里卡向政府和素丹呈递了建议改革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结合欧洲各国的情况指出：一个井井有条的政府、科学的地理学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要素。1729年，为逃避国内政治迫害而来到土耳其的法国人邦纳瓦尔伯爵，受大维齐尔委托改组炮兵兵团，建立了一座新的炮兵训练中心“亨代塞汉埃”（几何学校）。虽然这所学校由于近卫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关闭，但给土耳其现代军事的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一种供炮兵使用的“二弧象限仪”，一些与几何学、三角学、军事科学和土耳其及欧洲历史有关的论文、专著等。1773年，一个法籍军官帮助奥斯曼人建立一所新的海军数学学校，建立和训练新的工兵兵团，改组了铸炮厂。学员中有不少是“白胡子的队长”和“60岁的学生”。后这所学校得到了扩充和发展，成为后来军事工程学校、军医学校及其他军事学校所遵循的模式。在校学生都是海军长官和土耳其上层人物的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