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流入
近代土耳其的改革最先由军事改革入手（1792—1807年），发起改革的是素丹塞里姆三世。向西方学习、从事改革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渗入土耳其社会。然而历史地看，土耳其改革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尽管穆斯林极端蔑视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但他们还是从欧洲的发展中看到了可供借鉴的东西。
土耳其民族属于伊斯兰教世界一员，但它却建立于历史悠久的古典帝国——拜占庭的土地上，因而承袭了拜占庭文明的多重因素。晚期拜占庭的封建制对奥斯曼军事采邑制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拜占庭的这种封建制也由于西欧十字军多次东侵而渗透了法兰克封建制的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摩里亚封建领地长期使用的“罗曼尼亚法”，就是以西方十字军征服东方后制定的耶路撒冷法典为基础的，土耳其人进入摩里亚后，接受了这一法典的大部分原则。此外，土耳其人进入欧洲后通过和平与战争的方式同希腊居民和拉丁居民的交往，也保证了奥斯曼人经常有一个对西方联系的窗口。在西欧宗教改革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逃往奥斯曼的西方亡命徒和难民不断增加，更使这个“窗口”的作用明显增强。西方的印刷术和医药技术就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带到土耳其的。
如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厂就是一位逃亡犹太人开办的。1493年后，由于西班牙的排犹运动，许多犹太人被迫东行，在奥斯曼国家定居并发展印刷业。但在土耳其开设的印刷所，被严格禁止印刷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印刷品，直到18世纪初，该禁令才有所松动，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教长发布了允许印刷宗教以外各科土耳其文书籍的通令，素丹敕令准许在“崇高的、真主庇护下的君士坦丁堡”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承印各种土耳其文书籍。
土耳其保守势力一向抵制“来自基督教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的各图书馆里，人们很少能见到17世纪以前穆斯林关于基督教欧洲的记载。奥斯曼人还顽固地抵制诸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对地球和宇宙的新认识和新发现。真正对土耳其保守思想体系产生强大冲击力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发生于欧洲的纯属非宗教性精神表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动荡，这样，穆斯林世界希望在不损害自身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情况下，从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甚至“反基督教”的运动中去“找出那个难以捉摸的西方力量的秘密”。
首先流入穆斯林世界的是对“自由”、“平等”和“民族”的新理解。以往的伊斯兰教语言中，“自由”是一个相对奴隶而言的法律名词。但在19世纪的欧洲，“自由”却有新的政治含义，它是建立在宪法、代议制政府和法治社会基础上的有组织约束的民众权利，并且成为在国内向专制政体、在国外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对于“平等”，穆斯林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别理解。因为在奥斯曼，人们的社会等级不完全是以父辈身份为依据，而是依一个人的军功大小、是否有才能为依据的。在近卫军兵团中，很多出身于基督徒的青年是平民后代，他们通过行伍道路，可以走到社会的最顶层，获得高官厚禄。而且，《古兰经》的原则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条件，每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清真寺，都以济贫为其主要宗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成阶级的事实日益明显，伊斯兰教理论家们也试图对社会进行合理的划分，他们中曾有人设想有四个阶级，分别相当于“水”、“火”、“空气”和“泥土”等四种自然因素。有知识者，包括宗教法学家、律师、法官、秘书、会计师、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诗人等，属于“水”的阶层；武士和将军们属于“火”的因素，他们通过战争促使世界体系形成；其三为商人、工匠和收税人等，是居于各阶层之间的媒体，属于“空气”，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后一层才是农民和各种农业劳动者，他们是“泥土”，满足人们生命的基本需要。这种划分，显然并不看重出身和等级，只注重人们所操持的职业或实际社会作用，反映了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城市文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