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使土耳其人进行新的改革，其主要改革方向仍然是依靠法国人的力量改革军事训练方式。但由于土耳其与奥俄战争的爆发，法国人被召回国，这一轮军事改革被迫停止。
“新秩序”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新素丹塞里姆三世可以乘着全欧列强都在紧张地对付法国这个难得的时机，策划并实施规模宏大的改革奥斯曼武装部队的方案，目的在于将军队的技术装备、训练和技巧都提高到西欧国家军队的水平。由于早期土耳其军校中基本使用法语课本，聘用法国教官，塞里姆投入改革的军界骨干人物，包括他自己，基本上是亲法派。他也经常通过大维齐尔与法国国王交换意见，了解法国发生的骚动和法国建立“新秩序”的情况。后来，法国“新秩序”名词成了土耳其改革方案的总称。塞里姆还派出专使前往欧洲考察，并收集有关欧洲各国的情报。专使回国后，呈递了一份关于欧洲尤其是奥地利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情况的报告。
1791年，当奥斯曼军队正在回师途中时，素丹给军政和宗教界的22位高级人员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就造成帝国衰弱的原因发表意见，并提出改革建议。其中两位基督教徒顺应素丹的命令，以“拉伊哈”（Layiha，一种奏折形式，类似1789年法国的陈情书）形式做了答复，提出了在奥斯曼实行军事改革的主张。但怎样进行军事改革，各派却有不同意见。保守派想通过恢复奥斯曼黄金时代的军事办法来弘扬奥斯曼的军事荣誉。浪漫主义者和妥协派则打算以法国为师，将法兰克式的训练和武器逐步引进现有军队中，他们强调，这实际是在恢复奥斯曼的光辉过去。激进派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无法改革，他们呼吁素丹建立一支彻底按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新军。
后一种主张虽然在宫廷中遭到辱骂，却正是素丹本人所倾向的。素丹立即将之诉诸行动，下令成立一个由改革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连续颁布一整套后来被称为“新秩序”的新训令和新条例，包括各省总督官制、地方税收、谷物交易管制的条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照欧洲方式训练与装备新式正规化步兵军团。为筹措改革经费，还专门成立一个财政局，对已收回的和被没收的采邑封地，以及烟、酒、咖啡等商品等实行征税。耐人寻味的是，“新秩序”最初是指新制度各项条例，后来却几乎变为专指在这个制度下建立的正规军队的名称了。
改革期间，塞里姆建立了若干新的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专门训练有关炮术、防御工事、航海及辅助科学等方面人员。法国军官被聘为这类学校的教师和教练，法文是学生的必修课。法国革命以后，素丹继续与法国新政府保持联系，请求法国派遣军官和技术人员到土耳其授课。塞里姆的改革使青年陆军和海军军官阶层成为社会上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在学习中逐渐熟悉了西方文化，理解了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西方文明在奥斯曼国家的代表，以及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塞里姆时期培养的大批外交人员也充当了奥斯曼与外部联系的重要中介。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的对外联络主要通过基督教译员们进行。国家官员们都以伊斯兰教为至尊，不屑于学习外国语，只愿意让有欧洲背景或受过欧洲教育的流亡者担任外事雇员。为了更及时地得到有关欧洲事务情报，塞里姆决定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设立正式的、常驻的奥斯曼大使馆。大使们还奉命研究驻在国的各项制度，学习“对于帝国官员有用的语言、知识和科学”。首批外交官员多数是奥斯曼宫廷中的旧式人物，不懂西方语言，观念保守，对于派往国情况了解甚少，对了解到的情况也不重视。但他们带去的译员和年轻秘书等，却在研究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思想、学习西方社会生活和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回国后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官，成为主张变革的中坚分子。那些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虽然一直与西方保持着联系，并在多数时候充当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交流的工具，充作译员和语言教师等，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的隔阂，他们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只能充当奥斯曼与西方进行直接交流的缓冲而已，不被政府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