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数多了，人们就说他们是“哑巴和尚”。
在五院，也出现过“专家不专”的问题。
有位苏联“火箭”专家，对中国很热情，相处时间长了，他悄悄地告诉中国同行，他不是搞火箭设计的，而是从事猴子在人造卫星上失重状态下生理变化的研究工作的。
这些情况，传到聂荣臻这里，他总是对有关人员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苏方会全心全意帮助我们，所以不要奇怪，还是要对苏联专家热情友好，以礼相待。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要中方回答他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
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被中国严正拒绝。
建立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允许苏联的军舰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
苏联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尔后，中印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中国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这就开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先例。
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后来在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这些情况，使聂荣臻感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不久，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许多原先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拖延不给。
一些专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由向中国索要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改为大量索要中国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聂荣臻密切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方面有关的情况搜集起来。
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
他纵观全局，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1月，聂荣臻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
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发言记录，仔细看了几遍。
然后，他在这份记录上写了许多批语，把它转给外交部，以引起警觉。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人们迫切希望拥有原子弹，于是再次派宋任穷到苏联谈判，争取苏方能继续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仍为苏方坚决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