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期间，梁启超利用其国际声望，游说欧美列强，争取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为中国争取权利。但因卖国的北京政府已于1918年9月与日本订下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合法继承者，早已将山东的特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欧美列强决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得罪了日本，日本因此有恃无恐。梁启超事先并不知道中日之间有此密约，对中国外交尚存希望，抵巴黎后，闻知此丧权辱国的密约，梁启超愤而电告国内外交委员会，揭露北洋政府出卖主权的罪行，力主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电文如下：
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9月间，德军重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语言要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14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人所败坏，实堪惋惜。[75]
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等人接梁启超电后，异常愤怒，随即组建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该会理事梁启超，委托其在巴黎活动，并寄呈国民外交协会拟定的中、英文请愿书各一份，希望梁启超“鼎力主持”,请愿呼吁,使山东问题能有所补救。梁启超受命，力图有所作为，无奈，美、英、法三国会议置中国利益于不顾，议定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有关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如此不讲公理的条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眼看中国的权益受到损害，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919年4月30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76]
林长民在30日接到电报后，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5月2日在《晨报》头条位置发表，敲响“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并特别提到“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这篇文章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虽因身在国外，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从梁启超的言行来看，说他是五四运动导火线的点燃者，恐不为过。
1920年春梁启超回到国内，仍十分关心山东问题，当他耳闻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呼声后，表示“不胜骇异”。他在上海下船后就对《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与日本直接谈判，指出:“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请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77] 3月22日，梁又致书总统徐世昌，劝其释放仍被关押的青年学生，对政府欲将学生移送法庭深表忧虑[82]。此信虽有替北京政府出谋划策之意，但爱护学生之心也跃然纸上。从梁启超归国后的一系列言行可以看出，他是尽力维护五四运动的成果的。
（三）五四新思潮的辩护者
一般认为，戊戌至辛亥年间，梁启超心仪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理性的批判，大致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欧游归国后，梁氏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顶礼膜拜西学转而提倡东方文明，检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有批评，滑入了保守主义阵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上述观点且成为梁启超思想多变的一个有力佐证。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察和评价不尽符合实际，对梁启超思想多变的复杂性及时代语境也缺少应有的关照。梁启超思想的多变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多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在。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梁启超思想的多变、善变给予了很多的解释和评价，但必须指出，发现梁启超思想的不变性、一贯性也是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自由、平等、科学、多元化等等价值是他所终身坚持不渝的。在20世纪初思想上告别康有为时，梁启超曾以激进的姿态反省传统文化，尽管梁启超晚年游历欧洲后，文化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呈现出保守的倾向，但他的革新精神一直贯注在后此的思想历程中。他种下的思想革命的种子，在后继者的心中发芽了。对此，美国学者列文森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