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学问博杂，文、史、哲、教、政诸领域都有创获，被公推为旧时代的结束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于1902年前后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以很大的助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呼声，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学界，其回声既广且长。他关于“文界革命”的认识与实践，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梁启超虽不能说是白话文学的始作俑者，但他那半文言半白话的“新文体”，不失为由文言转向白话的中间环节，是有功于文学革命的。陈子展曾说：“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69]高语罕也说：“谈到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应当忘却梁任公先生的开创之功，他在戊戌政变以后，便大胆地运用西洋文法定文章，极力输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词和术语，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风移植到中国文学，这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作用。”[70]作为文学革命中坚的钱玄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71]可见，“新青年”文学革新的主张只是在梁氏基础上更推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走得更远，只因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之故。
（二）五四运动导火线的点燃者
在五四运动研究史中，关于五四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是政界、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终究有些牵强附会，说是国民党领导的也不合事实。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关于五四领导权的争吵，无疑是寻找各自政治合法性及争夺政治资源的表现。五四运动决不是谋划已久的、有党派背景的运动，而是青年学生之激于亡国危机应有的爱国之举。虽然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都有鲜明的党派性，但这个运动在其初期实是自发的爱国运动。[72]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虽身在海外，实则脱不了干系。梁启超不仅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直接关系可追溯到1917年。是年，梁启超协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随即进入段祺瑞内阁。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对德宣战以谋中国战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增强在和会上的发言权，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鉴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受了中国代表团将要在巴黎和会上签订卖国条约的刺激而引起的，因此可以说，力主对德宣战，是梁启超为五四运动奠定的第一块基石。
1918年底欧战告终，梁启超以私人身份组成七人团考察劫后欧洲。据他自己说，此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73]巴黎和会召开前后，梁启超因不信任政府外交，遂致力于民间外交，督促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团的行为，在争回山东权益问题上，起到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他甫抵巴黎，即将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成英、法文，广为散布，阐述中国的基本要求是:一、胶州湾及青岛应与山东路矿一并由德国交回中国；二、1915年5月及1918年9月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三、修正关税；四、取消庚子赔款；五、渐次撤废各国租界；六、统一铁路外资；七、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他指出，以上所提条件，“非皆与此次议和有直接关系，然于中国民族之自由发展，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