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 [66]
1918年底至1919年4月，陈独秀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陈独秀的言行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五四时期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67]
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建党初期，毛泽东和陈独秀度过了一段愉快的蜜月期。毛泽东全力支持并参与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从运动中汲取灵感。他将自己融入新文化阵营，批判旧文化，讴歌新思潮，对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给予积极的配合，是一个异常活跃、思想进步的“新青年”；同样，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也十分注重对新潮青年的思想引导，对各地的建党活动和其它文化革新运动给予切实的指导，对一切具有革新气象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予言论上和实际上的支持。1919年底，毛泽东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与勇敢，在湘、京两地，领导湖南人民开展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陈独秀耳闻目睹了湖南人的驱张斗争后，高度赞扬毛泽东等湖南青年的斗争精神，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表达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青年的敬爱之情：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68]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了指导各地建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1月出版了《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为月刊所写的刊发词明确宣布：“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69]陈独秀的建党言论，成为各地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1921年1月，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70]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着手建党建团工作，成绩突出，深得陈独秀的信赖与器重。
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陈独秀差不多与毛泽东同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比不上李大钊，但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陈独秀曾建议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时常向毛泽东谈起自己的信仰，从而激发起了毛泽东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这对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1]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和政治引路人。结交陈独秀，是毛泽东辉煌一生的重要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