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之大能超过毛泽东和陈独秀者罕有其人。两人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因斗争策略及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同，在党内常有意见分歧。毛泽东一生对陈独秀有过多次不同的评价，且随着环境的变迁、个人权力的增长和革命斗争形势需要的变化，评价日趋低调，由最初的顶礼膜拜，到抗日结束前后的辩证否定，再到建国后的全盘否定。检视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轨迹，不难寻绎出时代演变的痕迹和毛泽东斗争策略的转变。
（一）五四时期仰视式的激情崇拜
五四时期，陈独秀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批判旧文化、旧伦理，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以“科学”、“民主”相号召，张扬个人本位主义，塑造了一代“新青年”，也促进了毛泽东新价值观和新伦理观的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在长沙还是在北京，寻求新路的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他觉得《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都是好主张。他觉得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各方面进行根本改造”。[63]《新青年》上所发表的文字，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要算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楷模。毛泽东简直为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那卓越的思想和非凡的气魄所倾倒，来北京之前就成为陈独秀的热情崇拜者，早在1917年，他即坦承：“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64]一种仰之弥高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陈独秀并不囿于书斋，而是以敏锐迅速的行动批判旧世界，以不惜断头流血的气魄为民主和科学而战。他以战士的姿态亲临战斗第一线，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并因此于1919年6月身陷囹圄。这年的春天，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不得不离开北大，离开陈独秀，回到了家乡韶山。在陈独秀言行的影响下，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当惊闻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时，毛泽东非常震惊，立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更体现了热血青年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忧。毛泽东对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推翻旧世界的强烈实践精神和英勇战斗的革命风格是十分崇尚的，他充满敬意地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最后，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65]
为什么五四期间，毛泽东对陈独秀作出如此几近个人崇拜式的高度评价呢？笔者认为，性之所近是一个重要原因。陈独秀认真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充分认识到以伦理革命为内核的思想道德革命，是中国社会出黑暗而入光明的不二之途。陈独秀那张扬的个性、敢于挑战权威的反叛性格，以及向往科学与民主的奋斗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共鸣。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斗争”是贯穿于始终的一个思想主题，因为在毛泽东的哲学观念里，没有斗争，也就意味着没有希望、没有超越，甚至没有生命，健全的人必须有个性的扩张和勇于与一切旧秩序、旧思想、旧权威斗争的豪情。与陈独秀一样，青年毛泽东也推崇个性解放和伦理道德的觉悟，致力于社会的实际改造。他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