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责备文化运动底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18]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作了分梳，认为文化运动不是服务于社会运动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化运动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积累，不是可以速成的。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的这一认识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事实上，陈独秀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截然分开的真知灼见被激变时代非理性的燥动情绪吞噬了。在一个灾难深重、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里，很少有人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就连陈独秀本人及胡适、梁启超等以启蒙为己任的人，也无法从文化与政治的纠结中超脱出来，他们致力于思想文化的革新，也只是为中国社会的改造筑立思想文化的基础。同样的时代背景使得陈独秀当初所批评的恰恰成了他的后继者的主流观念。30年代的毛泽东和“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无不注重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他们更多地从爱国革命运动的意义上去认识五四运动，并以政治运动统括文化运动，让文化运动服务于政治运动。这种话语的优越之处，在于使文化获得了实践的意义，因而也使文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以社会运动为主体，以社会形态的改造为目标，文化也很容易下降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工具，从而失去它应有的深度和独立价值。以社会政治运动来整合具有复杂内容的五四运动，难免模糊了五四运动的本有内涵与价值。
早期共产党人既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也是五四运动的最早研究者和阐释者。他们普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诠释五四运动，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结论，初步奠定了日后中共五四运动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确定了五四评价的价值取向，为毛泽东五四观的形成和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作了铺垫。1937年，张闻天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比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五四运动，可以视作是对前期共产党人五四观的一个总结。张著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内战和分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世界革命运动和影响等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五四运动的背景，比较准确地叙述了五四运动从学生罢课向工商界罢工罢市转移，从而形成“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运动”的经过，并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与意义作出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五四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是“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势力的一种民主运动”。并深刻揭示了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合流，新文化运动是整个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运动意识上的表现，而又在爱国运动狂流中广大地开展起来。”张闻天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指出五四运动“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华革命党的“新生”，拉开了“行将到来的中国大革命之序幕。”[19]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亦可被理解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两者毕竟在社会关怀的取向上和价值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因为五四自身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使得后来人们在阐释五四精神时，不免会歧义互见、各执己说。尤其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对政治前程的期望，还是对文化理想的追寻，对五四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往往要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影响，结论也会呈现出某种语境下的特殊色彩。在中共领导人对五四评论的整体性结构中，五四的性质与意义被置于革命语境中谈论着，这是中共领导人五四观的基本特征。其突出表现是把五四定位于中国革命长期历程中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特殊阶段，五四的革命性质和政治意义在这个革命之链中得到彰显。在张太雷、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历史意识里，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而五四便是其中的一个开辟新时代的阶段。因此，不论从政治层面上看，还是从文化层面上看，五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毛泽东1940年前后对五四运动的全面评估，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五四观，此后，中国共产党人解读五四文本落入固定的模式之中，并长期影响着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与评价，直至近年，五四评价模式的多元化趋向才重新得到肯定和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