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类于瞿秋白，五四期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主张不要把五四运动“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因为它实为“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李大钊热烈赞扬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学生运动，并希望青年学生发扬光大这种“直接行动”的精神。纪念五四不是为了重复五四，而是为了继承并超越五四，为了从五四运动中获得精神资源以服务于现实。因此，他希望今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14] 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在本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共产党人爱国的民族情结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国际情怀。中共早期领导人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民族运动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考察并评估其地位和意义，实属必然。
（二）五四运动乃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合流并进
一般认为，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及6月3日后上海乃至全国工商界的罢工罢市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还应包括此前与此后思想界的文化革新运动。前此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而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思想文化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不能相互替代。研究历史或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正本清源，或从历史中寻求价值遗产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李大钊所谓每年纪念五四都应“加上些新意义”，正是从后一个层面上说的。后人研究五四运动，或侧重于新文化运动，或偏好于社会政治运动。正如论者所指出的：“1919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必须有选择地运用他们的回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15]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当事人，他比谁都清楚，五四运动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是民族革命运动——社会运动，也包括由他所领导的文化革新运动。两方面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前途有着至广且深的影响。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民族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既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1924年4月19日，作为中央书记的陈独秀与担任中央秘书的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关于“五一”、“五四”等纪念和宣传活动。其中关于五四，通告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这就明确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16]这一认识与恽代英的再现五四运动是一致的，在国民党背离五四精神而走向反动、保守之时，中共以五四运动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坚决捍卫五四精神，主张把五四运动的意义作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在新文化运动尚未落幕之际，他即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作了揭示：“文化底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在他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对新文化运动缺少正确的理解，使得运动留下缺憾。他悔过道：“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没有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等量齐观，甚至也没有从理论上探究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他根据一般人对五四运动的误解及运动本身存在的缺点，而提出三个建议：一是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二是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三是期待五四运动超出单纯文化运动的范畴，“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包括军事上、产业上、政治上等，即把新文化运动扩大为变革社会的运动。[17] 直到1921年新文化运动已及尾声，陈独秀还是把文化运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加以清晰的界定的。他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