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蔡和森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五四运动后热衷于建党理论与实践，1920年8、9月间曾与毛泽东通信探讨建党问题。他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及中国与俄国的比较研究，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已经无能领导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最终流于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五四运动期间及之后，各地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工商界罢工罢市风起云涌，中国工人阶级正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已日渐深入人心。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五四以后的这种现象，“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7]蔡和森初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的科学论断，在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区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肯定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认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8]这一切都对毛泽东五四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潮。早期共产党人一方面都很注重把五四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史上评价其伟大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开始关注五四运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联系。他们从一开始就已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发生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9]陈独秀也说：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洲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了‘五四运动’。”[10]同样，瞿秋白在论及五四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11]正因为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孤立的事件，早期共产党人感到有必要将五四运动放入世界革命的进程中评估其价值。瞿秋白在1925年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而这两种认识“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即“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从这后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划分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是世界社会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2]当日后毛泽东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来考察五四运动，得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这一结论时，实际上是对瞿秋白认知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自己早年对五四运动爆发的世界革命背景这一认知的深化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