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难题，乐平泉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提请朝廷增调药价。他曾在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十七年（1837）两次向御药房请提药价，但那时，同仁堂的经营权还没有回到乐家。他和张洪第三次去见御药房主管，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经营的同仁堂。
同治初年，正逢外省交通不畅，药价上涨。乐平泉认为这正是要求提价的好机会，便和药商张洪一起，先向御药房的官员递上折子，申明理由，再由这些官员向御药房的主管转呈。然而折子一次次地递上去，一次次被退回来，最后，费尽周折，总算见到了御药房的主管。开始，那位主管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连连说：“这药价是太后和皇上钦定的，哪能说改就改呢？不行，不行。”
乐平泉看直取不成，便绕了个弯子。他看到案上有一套《红楼梦》，便借题发挥道：“大人怎么也看起闲书来了？”
“只是随便翻翻而已。现在人人争看《红楼梦》，甚至说‘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我总不能让人说我白读书了吧？再说，这书里有不少奇药，如‘冷香丸’等，倒也值得推敲玩味。”
“不知大人是否看过这书中的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看过如何，没看过又如何？”
“现在小店和大人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仁堂固然靠大人栽培，可是小店的差事办得如何，也关系着大人的前程啊。同仁堂要是倒了，对大人未必就是好事。在您治下，同仁堂供奉御药从没有出过差错，换别的店铺供奉御药，能不能如此，可就不好说了。大人管的这差事，保太后和皇上的平安可是第一要紧的。”
在“喻之以理”之后，乐平泉又“动之以情”，同时还“晓之以利”。他说：“同仁堂为了供奉御药，兢兢小心，汲汲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是在用身家性命办差。而且，常常是交了药，也不能及时结账，结了账又常常领不着药银。有些陈年老账，同仁堂已经不再追讨。这些钱不是少数，都到哪儿去了，同仁堂并不想过问，更未让太后和皇上操心过。只因现在药价上涨过快，实在无力支撑，才提出增添药价，真是万不得已。希望大人体谅小民的苦处。”说着说着，乐平泉还真的动了情，竟淌出了热泪，声音也哽咽了。
可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句话打动了主管大人，也可能是乐平泉的话软中带硬，提醒了主管大人，那些同仁堂结了账却没有领到的钱都入了谁的私囊，主管大人心中自然一清二楚。于是权衡利弊，他终于同意为同仁堂提请增调药价。乐平泉早就备好了折子，大意是：“小民世受国恩二百余年，食毛践土，感恩载德，不敢有任何非分要求。因为现在药价实在太昂贵，小民家境贫寒，官差又重，责任又大，银根又紧，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万不得已，才恳求皇上开恩怜悯。”
这次请增药价、预领官银的结果似乎还不错。御药房主管在给皇太后和皇上的奏折中建议：以后每三个月和同仁堂结账一次，结账时，以崇文门税务衙门查到的市价为准。
然而，从这个奏折中，却反映出同仁堂铺东和药商在皇权面前的弱势、无奈和心酸。御药房主管在奏折中描述乐平泉和张洪叩请增补药价时，说他们泪流满面，连连叩头，浑身发抖。御药房主管在奏折中认为，乐平泉和张洪“诚恐诚怕之状，倒也让人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