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那些跟咱们叫过板的，拆过台的，也可以请上几位，让他们看看咱们乐家如今东山再起了！”
可是乐平泉却沉思不语，药商张大镛就问：“大喜的日子，您还在想什么心事呢？”
乐平泉说：“您想过没有，当初姓朱的把同仁堂典去之后，开张时也是热热闹闹的，办得够排场，够气派。有人说，连前门楼子都打颤。可是后来怎么样呢？没多久就拉了一屁股两肋的债，连人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那位姓庆的大爷更绝，开张之时不但要唱戏，要请名角，自个儿还粉墨登台，唱了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底气足，韵味浓，赢了个满堂彩。结果呢？不到三年，买卖做赔了，到我这儿来退典的时候，为表示‘倒楣不倒架’，还要唱段“秦琼卖马”，可是才荒腔走板地唱了句‘好汉英雄困天堂’，就再也唱不下去了，眼泪珠子一串串地掉。姓张的和姓董的刚接过同仁堂的时候，不也是贺客如云吗？还有名人说，‘姓张的会作买卖，姓董的精通药材，可谓珠联璧合，前程似锦’，结果如何？因此我在想，咱们不但要把这同仁堂经营下去，不再转入他人之手，还得让子孙后代也知道创业艰难，守成不易。”
如何才能实现乐平泉的这个想法呢？最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把乾隆三十年同仁堂继续典给外姓的合同，嘉庆年间多次续订的同仁堂出典的合同，还有乐平泉将同仁堂租典给朱姓的合同一并好好收藏，以警示后人。乐平泉采纳了这个建议，他郑重地把那些合同收藏了起来，以便后世从中汲取教训，了解前辈的不易。
乐平泉能够收回祖业，究竟靠的是什么？有人说他有靠山，有人说是他工于心计，善用谋略。其实，他依据的只是一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词汇——创新。
他是靠深入整理老配本，努力开发新药味，才积累起财富，打开了市场，扼制住对手。在办广仁堂时，生产的都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品种。他完全采用公平竞争的办法，而不是和同仁堂的承租者在同一品种上搞恶性竞争。他光明正大，不仅不搞阴谋诡计，而且在对手经营困难时，还会去拉一把。他两次和张大镛一起向朝廷争取增价、预付官银就是证明。他重视保护无形资产，因此，不论何人典租同仁堂，都必须用同仁堂的名号。他注重所有权的归属，即使是每天拿五吊钱，也要坚持保住同仁堂铺东的身份。因此，乐家才能东山再起，同仁堂才能持续发展。
同仁堂终于回归乐家了，可是摆在乐平泉面前的更大难题是，如何重整旧河山，如何开拓新天地。这时的同仁堂负债累累，仅账面欠银就达八万四千三百两。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典租同仁堂的人，看中的只是同仁堂的金字招牌。他们只想在承租期内，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根本没有长远打算，许多短视和短期行为，已经让同仁堂的金字招牌蒙尘。虽然因为要供奉御药，谁典租同仁堂都不敢降低质量，而且同仁堂的药工们坚守质量标准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已经深入药工们的心中，所以同仁堂的质量信誉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多次易手转租，在和其他药店做生意时，还能不能享受“先拿货，后给银”的优惠，实在是没有把握。同时，要恢复同仁堂在同行和顾客心中的形象，也是紧迫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