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命运的人
1984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李慎之。是王国乡领我去的，当时我还在铁道研究院工作，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王国乡说可以和李慎之谈谈看，于是就去了他家。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他简单地听了我的自述，以后我又递去一份简历和申请书，他就痛快地同意了。1984年9月我就坐在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上班了。他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理论上说中间还有一个室主任，但是美国所是一个小所，所以所长和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多。
慎之是一位信奉自由的人。他答应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其他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拉氏乘数法和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最优途径应该是每一时刻的调整成本和长远收效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慎之给我的特别关照，我的这些成果都不可能取得。
到美国所之前的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但是时间太短只有10天，未能仔细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会去美国访问。1985年的夏天慎之派我参加由浦山领队的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多留了两个星期，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他们中后来一部分留在美国教书或者做研究，大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10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慎之对这一切活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句话虽然不全面，但是部分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作为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责的。
1986年初，慎之让我利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因为1985年我初次访美的时候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回国以后写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多次再版，长销不衰。
我从美国回来时，慎之已经决定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是他对美国所的工作依然抱着特殊的喜爱，大概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对美国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虽然淡淡地离开了美国所，但是美国所的同志们没有不想念他的。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美国所的时候他经常和研究员们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上的，时事上的，生活中的。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他的话题里就有特殊的见解，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议论。他领导美国所真正做到了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他不仅仅眼睛盯住美国研究，而是为国家、为社会做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员的报告他都一一审阅，而且逐篇讨论。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抓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和他在大学里最初是学经济学的有关。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歪门邪道。所以美国所没有其他所那些复杂的勾心斗角。我很庆幸没有参与到这种搞不清的事里去。
1989年以后是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和我相识也不过五六年，但是已经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他感觉自己老了，没有那股锐气，顾虑也多了，怎么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感到力不从心。其实这正说明他强烈的责任感一点也没有减退，所以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地写作。在他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他有大量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式发表。倒是他退休后，他不再拒绝发表文章。在最后的几年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一方面这是他对当前政治课的不满，一方面也是他对公民教育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