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底天则所成立公民教育小组，我们请慎之参加，他不辞辛苦亲身来到天则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他对天则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表示关切，并且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他对我，从事业到家庭都关心。我们见面没有任何客套，推心置腹，天南海北，这样的谈话是人生一大乐趣。虽然他只比我大6岁，但是从经历上、从学术上，他比我大了一个辈分。我一直以这样的心情对待他，但是他却以极其平等的姿态对待我，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可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再来了。
他年纪虽然老，头脑却特别清楚。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干多少年。他自己认为大概还能干5年左右。我也这么想。他有一大堆要做事的计划。他曾经说要写一篇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中被俘人员的文章，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要研究。可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它。他又想研究公民教育，研究民主化的道路。过去他研究全球一体化，研究自由主义，研究近代史中的胡适，无不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中国的现代化还将得益于他。可是谁料得到他走得这么匆促！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慎之。
开眼看世界
我第一次出国是1982年9月23日去英国。那是中国科协组织的关于能源和经济的访问，由国家科委主持组团。我之所以能被选上是因为清华大学吕应中教授的推荐。我们都在能源研究会工作，他知道我的能力。领队的是科委副主任吴明喻，他很开明，有眼光，会用人。同去的还有原驻英的文化参赞徐肇翔，和已经在瑞典学习的张晓彬。经费由英方的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提供。访问对象是位于Brighton的Sussex大学。那时候出国是比结婚更大的事。结婚人人都可以结，可是出国绝不是人人有分的。所以我们3个人各有一大群家属送行，开了3辆中巴客车，足有20多人。我们从北京坐波音747先飞香港。我在1946年坐过一次飞机，从重庆到上海，那是军用飞机，面对面的座位，中间放行李，机舱内没有保压，没有空调。虽然是夏天，上升到五六千米机舱内也非常冷。这次坐波音747感觉完全不同。
我们的飞机到香港停一下，下机来到候机楼。那儿的灯光、环境、商品布置着实使我吃惊。我们来自一个物资极其缺乏的地方，糊口尚且不易，忽然来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商场，只感目不暇接。陈列的商品从来没见过，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没人看管，顾客可以随便拿起来看，不怕有小偷。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飞机不是直飞伦敦，中间经停孟买和罗马。大概因为那时候香港去伦敦的客流不大，为了吸引客流所以多停几个地方。到了伦敦，我和英国朋友Dr.Sharpe会见，他们夫妇俩请我吃饭，陪我看博物馆，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晚上，接着坐火车去Brighton。第二天会议开始，会议的议题是中欧能源合作研究。会议内容很虚，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但是英国的人、环境、市场、风景、古迹、文化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在英国一共待到10月6日，总计13天，给我们的生活费有350英镑。我们有可能买一些东西。我买了一台收录机，为赵燕玲买了一块电子表。这块表在北京机场进关时我主动报了税，惹出一大堆麻烦，同行的人都埋怨我多此一举。第二天又专门跑一趟机场才把表领出来。我在英国还见到了在铁道研究院的患难之交周秉良的女儿周昭，也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她是学护理的，找机会来到英国，但是没有正式工作，很烦恼。以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第二次出国是1985年中国社科院派代表团访美。对象是著名的Brookings Institute，讨论题目是《中国经济和太平洋经济的关系》。领队的是大名鼎鼎的浦山，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所长。他的思想极左，竟然批评我用边际分析，说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他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反对边际分析，使我无法理解。那次访美我在美国多待了一个月，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会，会见了许多朋友，包括杨小凯、汤敏等，还访问了我在美国的几个亲戚，特别是我表哥的儿子陈文俊。后来他是我们家庭的重要参与者。
同去的还有日本研究所的所长何方，我们很谈得来，从那以后我和他变成了朋友。那时候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方法》已经出版，我带去了美国。在会上我的发言受到美方的重视。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中国学者懂得现代经济学。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Dwight Perkins对我的印象极好，所以他接受我次年申请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至今。第三次出国是1986年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一年。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很多，待遇不同，有的就有一个名义，我算是很特殊的，给我一间办公室，可以享受秘书的服务，收发信件、联系约会、安排约会地点等。哈佛大学的校长还给我一个正式的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