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风不止。
2009年11月，自称“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薛涌出版了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在该书封底上，以近乎宣判、甚至宣战的口吻赫然打出：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
其大有将吴敬琏等人一举刻上“人民历史”耻辱柱之势，以此寻取大众支持。
在《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的前言中，作者这样写道：
“但今天，他们（指吴敬琏、江平、茅于轼）则经常是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卫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识分子。
“吴敬琏因为提倡市场经济，有了'吴市场'的绰号。但在关键时刻，他无视大量拆迁户的利益被侵犯、拆迁暴力事件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明确提出'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据媒体的报道引用）。”①
当然，薛涌也肯定了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法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自己的独立思想吃尽了苦头，并且是最先提出经济改革理论，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的人”。
尽管如此，但他仍然试图以此来否定吴敬琏理性而深邃的经济思想，认为吴敬琏“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问题上，彻底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长期以来，吴敬琏对“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在他2007年出版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中，就有专文《保持社会公正是转型时期的一个尖锐问题》，对以上问题作了深入论述。文中提到：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本意，是让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带动广大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正常的是，由于工作失误与政策偏差，一方面是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实现暴富，另一方面是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与农民从改革中收益甚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
“再有如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使'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劳动所得遭到剥夺，经济萧条更使广大低收入居民雪上加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无论表现为商品价格飞涨还是资产价格飞涨，对那些有权力倚靠的金融市场弄潮儿不但无害，而且可以浑水摸鱼。因此，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必然遭致群众不满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②
在这部著作中，收录了吴敬琏论此问题的另一篇文章《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该文特别指出：
“我们现在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就应当是把腐败制止住，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寻租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没有了这种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所以，寻租问题只有靠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①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还原的时代深意
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命运更为有益的讨论，应当是基于理性而非情绪、自由而有秩序的学术争鸣与思想交锋。
法国17世纪最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不可否认的是，与经某些媒体断章取义或转换嫁接来的一些所谓“专家观点”相比，由学者本人撰述并正式出版的书面文论，更能准确反映并代表其真实思想。
从根本上讲，吴敬琏希望的是政治改革能与经济改革同步推进，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有力支持的良性制度平台。
通过政治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的最大梦想，也是其思想成熟以来，坚守至今并将之贯穿到底的核心诉求。
诚然，从2000年以来的媒介热捧，到久久未息的舆论争议（前文呈现的，恐怕仅是冰山之一角），吴敬琏的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扭曲。
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具有大众传媒商业化炒作的利益驱动因素；更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市场经济体制初创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知人论事的非平和心态，混合着中国传统儒家社会里占主导的伦理中心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跟风盲动的“群氓”心理，以及对改革滞后所产生的种种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
大艺术家凡·高有句名言：一个人不能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
然而，在潜意识中，有人似乎已将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倡导者们当做了情绪宣泄口，片面看待其观点并妖魔化其本人。更何况，这背后是利益群体暗流涌动的思潮交锋。正如有论者担心的，一股想重返中央计划经济的潜在力量，同被吴敬琏戳穿的裙带资本利益团体媾和，煽动草根攻击吴敬琏等人，意在抵制进一步改革。①
由此，才会出现部分大众对自己“推选”出来的“道德楷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过山车”现象。
在此社会心态或者说“泛道德化”语境之下，人们对吴敬琏的经济思想，非但难以客观冷静地学习和领会，更易因人废言，从而对其经济改革理论、社会政策主张惯性般地产生反感，甚至予以全盘否定。
尤其是对于没能像吴敬琏那样，亲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经济大转型的新一代而言，倘若因此对市场化意义有所误解、对经济改革目标有所偏离，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民主法治进程。
悠悠之间，共和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苍茫。在改革已到“深水区”、改革动力却愈发匮乏的今天，还原一个真实的吴敬琏，树正市场化改革倡导者和推动者的公众形象，营造一个专业而理性的制度语境，显得越发迫切、越发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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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通向彼岸之路
①夏令等：《吴敬琏：城市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信息时报》2007年3月6日。
①王明峰：《独家采访五位经济学家：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9日。
①程婕：《吴敬琏怒斥媒体歪曲报道认为已经构成侵权》，《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21日。
①薛涌：《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②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71-372页。
①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1页。
①邓聿文：《吴敬琏：专业比良心更重要》，《人民日报·大地周刊》2007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