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舆论漩涡
因耿直敢言，在赢得无数美誉的同时，吴敬琏也树敌无数。
股市泡沫的破灭，基金市场的震荡，使相关利益受损者将自己的“损失”，算在吴敬琏这位敢于抨击股市投机、鞭挞基金黑幕的智者头上，对他恨之入骨。
紧接着，吴敬琏的部分言论经媒体传播后又被有所曲解，以致网上非议之声四起。在网络论坛的文章中，不乏用“炮轰吴敬琏”等为题来吸引大众眼球者。于是，这位被普通大众视为“道德化身”的符号性人物，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之中。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南方某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上表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但近期的最好办法是建廉租房；同时，在城市拆迁补偿方面，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应建立城市化基金，将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分配；另外，可以对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而对“春运”车票能否涨价的问题，吴敬琏认为，一些限定成本价的规定，是几百年前的做法。限制票价上涨违反了市场规律，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人为稀缺，如“黄牛党”猛增，排长队买票增加，或者是权力寻租批条子。他认为，解决农民工坐车难问题不一定要通过限价来解决，可以对农民工进行补贴。①
就是这样的常规观点，经其他媒体放大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旋即，网上掀起了一阵“炮轰潮”。不少评论往往未经系统分析，而仅从该则消息出发，断章取义地仅截取吴敬琏的只言片语，便对其观点甚至个人，展开了如潮般的反驳与抨击。
尽管这类网络评论反映出的利益诉求不容忽视，不过细思可知，其中多半在有意无意间，模糊了吴敬琏观点的大前提。
吴敬琏的这些观点，无不将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作为最大前提，无不将经济大循环的良性发展作为论证的基本假设。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制度安排和利益博弈，这位始终以经济规律为根本依据的严肃学者首先着眼的，自然是经济社会在整个体制上的根本性问题。
比如在房价问题上，吴敬琏首先就提出要提高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为获得对外贸易的优势，长年以来国家一直秉持压低劳动者收入的经济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此做法颇为有效，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却又会为随后的内部与外部经济失衡埋下深重的隐患。通过人为压低某种生产要素价格以获取短期经济的整体高增长，这种策略长久视之绝非有利选择。
而吴敬琏之所以认为在拆迁过程中不应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补偿，正是出于对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考虑，断非要剥夺被拆迁者的短期收益。
同样，在“春运”火车票价格问题上，吴敬琏并没有说要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工的压力，而是肯定地提出，要给农民工增加“春运”的补助，并在此前提下，通过提高票价来适度缓和“春运”期间的火车运输压力。而抨击者却将此与为利益集团代言联系在一起，做“泛道德化”的诛心之论，未免牵强附会。
应当说，吴敬琏的上述观点或提案，关键之处是要说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尊重经济规律本身，远比经济规律被破坏之后，再采取一些特殊的调节政策来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今天的诸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恰恰在于改革仍未到位。
然而，这些言论经媒体的相互转载和局部引用，却被曲解为吴敬琏对平民利益的不重视。
自2003年以后，时有媒体及评论人士针对吴敬琏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对此，吴敬琏表示“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诘难到谣言
2006年8月，吴敬琏与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等国内经济学家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明峰采访。
在谈到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时，吴敬琏说道：
“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①
很快，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第二天就发表了署名“方家平”的文章《更可怕的是话语权差距》（下称“方文”）；第三天，香港《大公报》“大公评论”内地版也发表了署名“司欣”的评论《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可避免？》（下称“司文”）。
方文和司文，都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独家采访五位经济学家：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篇报道所载的吴敬琏、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口诛笔伐。
方文称：“五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阶段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属于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表明这些经济学家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代言人”，“试图垄断大众的话语权，稀释大众对收入差距的理性态度”，“掩盖或抹杀当前收入形成机制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从而让老百姓自觉地接受收入差距的事实”。
司文进一步“上纲”批判：“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表明“作为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者，经济学家们已全然抛弃了民间立场，在为所有非法掠夺社会财富的行为寻求合法出路，为优化自己的利益空间寻求语境支持”，他们“'忽悠'政策、麻痹制度危机感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①
面对这两篇明显带有攻击色彩的文章，吴敬琏冷静地思考其背后的实质。
他所看见的，倒不是写作者本身的智与不智，而是舆论传播过程中理性与专业的严重缺失。这也促使他不得不在2006年第19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一则维权声明：
“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公器。然而最近几年某些媒体不负责任地，甚至有意识地传播捏造事实、误导读者的'消息'和'评论'的事件一再发生，却少有相关责任人对发生这样的事件表示歉意，或对此类随意歪曲他人观点的行为做反省的表示。我对此深表遗憾。希望相关媒体遵循基本的言论责任伦理，以负责任的行动向读者和社会证明你们不负新闻人的称号。”
令人遗憾的是，这份被渲染为吴敬琏“怒斥”大众传媒的声明发布之后，媒体文章中对吴敬琏的失实报道，以及诘难、非议乃至人身攻击，至今也没有停止过。
其中，被称为最荒诞的谣言，要数2008年8月，“外电”有板有眼地“爆料”吴敬琏“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云云。一时间疯传“吴敬琏出事了”，有的说已被捕，有的说正被软禁中，更有“消息人士”说他中的是“美人计”。
2008年8月29日下午，吴敬琏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上郑重发布如下公告，予以公开辟谣：
“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此后，这起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对这一被称为“间谍门”的乌龙事件，吴敬琏本人自始至终都感到莫名其妙。
究竟是什么人在造谣、传谣？
不过，吴敬琏对此并未理会，亦不予追究。他更多的是对传谣者的动机深感疑惑，从学者的职业敏感来看，他认为整个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很值得研究。
傲慢与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