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新闻界，无论你在哪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不管是在官方主办的媒体，还是在民间色彩浓郁的媒体，总会发现文人相轻、互不待见的现象。不同单位的同行偶然坐在一起，茶余饭后免不了议论一下自己的同事，高尚的、卑劣的，聪明的、蠢笨的，不说个子丑寅卯，似乎那聚会的酒菜就难以下咽，一个单位的同事不时扎成一堆，三三两两，只要关系不错，就要嘀咕一番同事的好坏、水平的高下。
不用说别人，我自己也是。尽管时常提醒自己闲谈莫论人非，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回头想想，这绝对是一个恶疾。事实上，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你的老师，他们不单提升了你的业务素养，还会撑大你的生活半径，给你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
从“大特写”到“普利策特稿”
1998年，我在《合肥晚报》社初为记者的时候，诗人赵德润先生将我领进了“大特写”的世界。所谓“大特写”，本质上类似于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时候，我玩得不伦不类，领导们有时候也不支持，赵先生就将我的“大特写”传递给其他城市都市报的“大特写”编辑们，当年编我“大特写”稿件的辽宁报业集团总编辑郝华中先生等师长，日后还成了我的莫逆之交。结识安徽之外的都市报同行，让我偏居合肥一隅仍能明了全国范围内优秀都市报的操作。
2000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同事张捷采写的特稿是我学习的范本，我们共同的上司、副主编刘丰还送了我一本《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回想过去自己的“大特写”，对照张捷的特稿，再看普利策特稿奖的作品和评析，我对特稿有了超越经验层面的理解。
后来，去《经济观察报》的第一天，我就跟总编辑说，我还是创立一个特稿部吧。从那时起，我尝试着以财经媒体的视角，解读报道政治社会事件，虽然谈不上成就，探索本身的愉快却在一段时间内给了我成长的幸福。
再后来，我去《南方周末》，琢磨同事李海鹏特稿中的小说艺术，看他做编辑时让同事曹筠武采写的《系统》，再看张捷以李海鹏等同事的特稿为案例写出的硕士论文，遥想我从“大特写”开始的路，那种前后贯通豁然开朗的感觉，妙不可言。
从经验主义到专业主义
我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该刊日后的主编靳丽萍女士和我同在新闻部混饭吃。我和她外出采访过一次，采访对象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任务是写一篇非新闻类的稿件，那个学者每说一个观点，她都要缠着他问: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