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昌是我离开合肥后联系最为频密的一个省直机关干部，他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忠厚、朴实、勤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无声地鼓舞我见贤思齐，向他学习。十年后，若非阴差阳错，我就在他的联络下成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博士后。
离开合肥将近十年，安徽省司法厅所在的淮河路是我走得最多的一条路，每次路过合肥，我就抽时间去那条路上，和张国昌等人聊聊天，吃吃饭。还有一些人，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但他们的面孔一旦从我心头闪现，我就觉得非常温暖。彼时在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的刘结冰，是第一个鼓励我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十年后，我真的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当采访对象由工作关系过渡为朋友关系，他们还会影响到我的世界观，影响到我的人生态度。2003年，我在采访中偶然邂逅了无锡灵山的董事长吴国平居士，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了我和灵山的殊胜因缘。六年来，每逢心烦气躁，心神不宁，我都会拜访灵山，和吴国平先生坐坐，喝杯茶，在灵山景区走走，看看大佛，看看太湖烟波，心的脚步就会慢慢放下来。灵山的因缘告诉我，以平常心待世间事，我们就会变得不那么紧张，对人、对己、对世界的态度就可以变得更为宽容。
当采访对象变成朋友，我获得的不仅是来自朋友的友谊，还有来自老师的教益。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先生、常州市副市长张力航先生、福建省人大法工委主任游劝荣先生，等等，他们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他们栖身官场，却是教育界、化工界、法学界实实在在的专家。感谢起于采访的因缘，接近他们，不仅是写了一篇稿件，完成了一项工作，还是一次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新闻界也有很多堕落的机会，感谢采访中结识的亦师亦友的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行为，一而再地提醒我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与采访对象有了世俗意义上的友谊，原则上，他就再也不是我的采访对象了，因为我无法在朋友关系与工作关系间建立防火墙。2009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不得不采访灵山时，内心充满了无奈、矛盾和尴尬。
路是自己走的，我只能“以己为靠”。但是，没有那些像“灯”一样照亮人生道路的朋友，我就不可能走得如此顺畅。所以，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我从采访对象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我不能太贪心了。
学习他们，而非贬低他们
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都曾不知不觉地做过你的良师，如果你静思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你会惊觉，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凡是有报社的地方，就有说不清的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