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过后，我在《南方周末》和同事张春蔚采访打工皇帝唐骏，张反复问唐: 你还记得那天的日期么，大概是个什么天气啊？我听着听着就笑了，我想起了靳丽萍。靳丽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的，做《中国新闻周刊》前在央视《焦点访谈》干过，电视节目是讲究画面的，靳丽萍的稿件画面感往往特别强，而且用词精炼，不像写大特写出身的我，啰啰嗦嗦的。
跟靳丽萍共同采访共同写作的那一回，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有益处，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部分稿件是探究现象、强调观点的综述性报道，有细节、有画面，用语简练，殊为重要。《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两个头，主编钟诚先生、副主编刘丰先生，两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师兄弟，都有声无声地教给了我很多。
钟诚是我所认识的新闻人中为数不多的严肃意义上的文人，颇多文化上的偏好和见识，他策划的“标志中国”等文化专题，不是假文人能玩的。钟诚启发我，好的杂志人须是好的文化人，新闻杂志不仅要有硬朗的新闻，还要有绵柔的文化。
刘丰是我真正的老师，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字，是他让我懂得，好的新闻稿，一定是简短的、易于阅读的中国话。
值得一提的是，靳丽萍和刘丰对我的批评，促使我孜孜以求地走上新闻专业主义道路。靳丽萍说我的某篇文章是“毛文体”，毛泽东式的写作风格，直抒胸臆，充满敌意，敢下结论；刘丰说我的某篇文章中出租车司机好像太多，他们多数时候是不能成为核心消息来源的。我想，他们可能早已忘记他们对我的即兴批评，但他们兴致所至、直截了当的批评，的确加速了我从经验主义奔向专业主义的脚步。
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
一个偶然的契机让我从《中国新闻周刊》跑到《经济观察报》，得以和于威、许知远、迟宇宙、覃里雯、李利明同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终生受用的东西。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让我在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上急速滑行。
于威那时候是评论部主任，和我的办公桌相邻，我不得不被动地吸她的二手烟。她主持了最早的“观察家”，她领导一个小团队，在“观察家”的一亩三分地中，劲吹欧风美雨。她生性爽朗，爱和我聊天，一下子拉近了我这个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许知远的名气实在太大，本不需要介绍，考虑到50年后的读者阅读的方便，我还是简单说说他。他年岁稍稍比我小一点，但口气大了很多倍，视野也开阔了很多。很惭愧，他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新闻的，但是，最早是他，将那些美国新闻史上年老的甚至于作古的闪耀的群星，拉到我的面前。对我来说，口气大是毛病，而他则相反，他要做“中国的李普曼”，他要创造《纽约时报》那样的媒体帝国，他年轻时涂在白纸黑字上的这些梦想，也刺激了我的梦想。
知远的欧式报章文字，为他赢得了大名，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学习过他的文字，不好意思的是，我没有学好。记得有个读者在评论我的《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时，笑话我“操着不太熟练的欧美腔”。我学得不好，所以最后放弃了，跟着刘丰先生的路线，一门心思说中国话。我东施效颦，予人笑柄，只能说明我学得不好，不能反诬西施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