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递送成思危的采访提纲中，提到了他的父亲--成舍我，成舍我是1949年前中国大陆很有名的报人，他曾与汪精卫发生了冲突，汪精卫把他关起来，还要他写检讨，成舍我就托话给汪精卫说: 我能当一辈子记者，你能当一辈子的行政院长吗！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报人与蒋介石有过一个对话，蒋介石说: 我有百万雄兵，对方说: 我有百万读者。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杜撰，但即使是编排出来的，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是代表公众去与公众人物面对面的，我们的背后有很强大的公众力量，我们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我们的采访权是公众授予的公民权。
如果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逾越官员的地位、权势的障碍。
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你会放松得多。当我们面对高官或重要的财经人物时，常会遇到知识视野不对称的情形。比如说李金华，他做了22年的审计工作，做了10年的审计长，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各国的审计长，他对审计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无论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采访，都难以具备他在专业领域的深度，难以拥有他在专业领域的视野。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深度与视野层面不对称的尴尬。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仍然需要回归我们的角色。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仅仅是一个记者，我们发问不是我们个人在向他请教问题，而是代表媒体和关注我们媒体的读者在与他进行交流，就专业领域的深度和视野来说，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们一样无知。你敢这样想，就不会觉得尴尬了。
平等对话的前提
在我们还没有像沃尔特·李普曼那样牛气冲天的今天，在可以想见的还不可能像法拉奇那样魅力四射的将来，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凭借我们前面所说的角色感，靠着一颗勇敢的心，随心所欲地采访我们想采访的官员。我们可以没有李金华那样的深度和视野，但我们不能没有平等对话的前提。
你得像了解你的邻居一样了解你的采访对象，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平等对话的第一个前提。你如果不了解他，你又如何能够给他一个接受你独家采访的理由？他们比我们想象的忙碌，谁会忙中偷闲做一件没有理由的事呢？
我从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历史和他们的个人历史当中寻找理由。比如说李金华，他走进审计署已经23年，他的个人历史，是新中国审计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从他的个人历史出发，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背景下，回顾中国审计事业25年的风雨历程，展望未来审计改革的历史路径。
为了找到这个理由，我们给审计署新闻处准备了三个方案，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当一个人面对三项选择时，除非他实在心生厌倦，否则，他会本能地挑出一个他感兴趣的选项。
当然，李金华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完全不得而知。我说这些只是想说，你在碰运气的时候，应该先做好案头工作，得像对方已经接受采访那样做好预先的准备。
预先准备的好坏，决定着你的对话能力的高下。当我们面对一个专业领域内的高官，我们的对话能力将受到极大的考验。人家一时兴起，给你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总得有能力将话题谈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