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跟他们说起，我还想采访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时，他们更是吓了一跳。新闻人都知道，宗教是新闻报道的敏感领域，很难操作。如果让宗教局的局长说出本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内容，对《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没有什么意义，但想让叶小文说出仅仅可以在《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文字，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三个采访对象中，只有成思危，大家觉得或许有点把握。可是，还是有朋友泼冷水说，成思危只在央视和凤凰卫视接受过独家专访。我们从纸媒体上看到的有关成思危的报道，鲜见真正意义上的独家专访。所谓的独家专访，是采访对象很明确地知道你的采访意图，愿意面对记者和这个记者所在的媒体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他谈论的内容的首发权属于这家媒体，这样的采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家专访。
以这个标准看待独家专访，大家突然觉得难度大了。我对难度是有预计的。过去我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曾经耗费了很大心思专访他，采访提纲写了好几页纸，请一个他信任的人递交给他，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独家专访的念头。我说，我联系独家专访是我的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是他们的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拒绝，还能怎样呢，总不至于把我抓起来吧？
我想，只要我有平视的目光和心态，对方职务和地位的障碍是可以逾越的。
事实上，我们采访他们，他们接受采访，都是在为自己工作。官员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就等于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采访官员也是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利用工作时间接受采访的，而不是利用个人时间与我们分享他的观点。在我们采访李金华时，他第一句话就说: 这是我以审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面对媒体。这就说明我们双方都是职务行为，我们在彼此配合对方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配合，不是取悦，不是放弃原则地为对方工作。回归新闻学基础理论，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们坐到一起的潜台词是: 政务公开，还公众以知情权。事后的进程表明，我们试图独家专访的这三位高官，其目光和心态比我们更为“平视”。稿子写成后，按照要求要送审，审计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句话，大意是: 对稿件作了小的修改，希望《南方周末》的同志理解并支持。
可见，整个采访过程于双方而言，都是职务行为，在这种心态下，采访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无须顾虑、担心什么。
记住我们的角色
我们平视的目光和心态，是由我们的角色决定的。
我们是记者，采访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个人和我们所在的媒体，就行政级别而言，和贵为国家领导人的成思危、和省部级官员是不对等的，但是，我们是记者啊，我们身后有数百万的读者，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授予者，我们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授予者去采访官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起码和官员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