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
最近在房地产领域，中国（中央）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包括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似乎已经进入了一场拉锯战。为了控制犹如脱缰的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够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的反弹。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面对各种压力，中国领导层也感觉到了问题的复杂性。问题复杂性的背后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阻力。在很多年里，房地产领域已经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开始动员其支持力量，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财力）、权力还是知识方面的，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政府的政策。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的大多数本来就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很多年来，在诸多政策领域，政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些政策甚至走向反面，即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最后演变成对社会的破坏。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或者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一直在降低，甚至是毫无信任感可言。这次房市似乎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调控政策从理论上说很有力，但市场没有什么反应，销量是降下来了，但房地产价格还是一样高。结果，当然是政府的政策效用和（中央政府）信用继续下降。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多是为了控制房地产，例如，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限制家庭购房的数量等。但很多国家通行的房地产税却实施不了。房产税显然是实现房地产领域基本社会公平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方法。例如，可以对每家每户的第一套房不征税，购房越多，就要征收越多的税。至少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看来，政府不能推行房地产税就是因为已经购买了多套住房的既得利益的阻力。（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房产税是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的有效经济方法。）就是说，政府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来建立一整套规制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而是继续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方法。
GDP主义成为政府的软肋
为什么会这样？隐含在这个怪圈背后的还是根深蒂固的GDP主义。要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衡量政府成绩的还是GDP。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他们清楚得很：你要GDP，最终还是需要为房地产市场松绑的。他们既有充足的财力，又了解政府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可以从容地应付政府的调控。
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问题。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一方面已经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过度的投机因素和权力因素），另一方面 也很难为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提供思路。美国和俄罗斯等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少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大供应而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很难效法这个模式。再者，在现有的收入分配高度分化、房价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和民间资本缺少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增加住房（土地）供应既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投机），也不一定就能使得一般老百姓买得起住房。
一句话，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导致了年轻人社会处境的日益恶化。中国人口多，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八十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马上就要进入老龄化阶段。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能力购房，无法组建家庭，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也与日俱增。房地产从各个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