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这是一个基本政策思路问题。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用今天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既然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那么这一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因为唯“有恒产者有恒心”。
一旦当房地产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中国社会基础的祸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社会的冲击极大，一步步破坏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些本来需要政府在财力上大力投入、在政策上提供保护的领域高度市场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这些领域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为了保全GDP主义，社会总是成为受害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教育产业化成为GDP主义的核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成为GDP主义的核心。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例如八十年代的“温饱社会”，九十年代的“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在这个过程中，脱贫人口增多，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穷人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化”（或者贫民化）；而少数富裕阶层则毫无安全感，很多人在考虑移民外国（“一家两国”已经是普遍现象，即在中国赚钱，在外国存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担忧越来越甚。
社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策界讨论着中国是否在“拉美化”。不过，人们没有必要把中国和遥远的拉美作比较，把中国和其他一些近邻作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工程做得好，就是新加坡化，做不好，就会是泰国化。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至少不比中国低，但新加坡的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老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简单地说，在新加坡，“上不封顶”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而“保底”则让社会大众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泰国则不一样。在以往，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等到政治人物介入，社会分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结果造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濒临内战的局面。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局面来看，类似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可设想的。（当然，从主观上说谁也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