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胡愈之先生名字，我还是个小学生。
一九三七年初春，我在镇江五三图书馆借到一本创刊号《月报》。图书馆有位诗人完常白先生，对我很照顾，允许我把这本新到的杂志借回家看三天。
《月报》是本综合性文摘刊物，每期厚达二百五十页，打开目录，就放不下手。在一本杂志里，会有这么多篇文章，有一百多个题目，各门各类都有，分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五大栏。
创刊号政治栏有金仲华、胡适、钱俊瑞、顾颉刚的《一九三七年的展望》，杨杰的《现代的战争论》，长江的《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蒋方震的《西安事变目击谈》，冯玉祥、马占山访问记，《西班牙的战争与和平》，《苏联的新政》等文。经济栏有《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一年来的走私与缉私》（当时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中国财政的新阶段》等文。社会栏有《苏联的工人》，《日本国民性之考察》，《广州的“盲妹”》，有关英王爱德华与辛博生夫人婚案、赛金花之一生的评述。学术栏有《什么是现代化》，《一年来的科学进步》，《新史学》，《月球漫游记》等文。文艺栏最丰富，有芦焚、蒋牧良、端木蕻良的小说，朱自清的游记，夏衍的剧本，景宋、许寿裳的回忆鲁迅，以及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潜的近作，还有译文。
各栏每月都有一篇“情报”专稿，涉及国际国内，十分详尽，用现在的说法，信息总汇，从“情报”的编写可以看出编者着实下了很大工夫。
在“参考资料”一栏，创刊号收有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出版法》和《苏联宪法》。从前者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之种种钳制，《出版法》共五十五条，限制和处分占了三十六条，对比《苏联宪法》所揭橥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发人思考。那时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上大清洗的真实情况，无从知道。今天回顾历史，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缺一不可。
插说一件事。铲除“四人帮”后，中宣部曾经抓了一下起草《出版法》。在讨论出版局起草的《出版法》的会上，周扬副部长曾经讲了这样的意见：我们的《出版法》，首先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其次才是限制。这话有道理。
《月报》还有“漫画一月”一栏，每期都有几十幅中外讽刺漫画作品。《月报》“最后一页”，有“读报札记”、“说说笑笑”、“游戏征答”，更增添了我这个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创刊号“卷首语”中，编者申明：“创办这么一个综合刊物：把国内外的一切意见、主张、创作、感想、新闻、报道、图画、歌曲、地图、统计表等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本册子里。”可以说《月报》做到了这一点。
《月报》由开明书店出版，社长为夏丏尊，列名编辑的有胡愈之、孙怀仁、胡仲持、邵宗汉、叶圣陶。实际上《月报》的设计和主编者，是胡愈之先生。
昨天，我特地从资料室借来《月报》合订本，翻看了一遍，重温阅读这本刊物的种种感受，当年阅读《月报》，其心情犹如小孩子走进了糖果点心店。尽管有的我看得懂，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压根儿不懂，却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废寝忘食。感谢这本刊物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拓展了我的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从此体会到文摘杂志的好处。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时正是民族危机深重、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迫在眉睫，《月报》以大量篇幅刊载有关文章，使国人认识到团结御侮、奋起抗战是唯一的出路。创刊号登了一首施谊（孙师毅）创作的新歌《上起刺刀来》，高唱：“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激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以后几期又刊登了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保卫玛德里》等歌曲。到《月报》最后一期，刊登的歌曲似乎就是《保卫卢沟桥》。我和同学们都爱唱这些歌曲。
我就是在《月报》的感召之下，迎接神圣抗战的揭幕，迎接大时代的到来（当时流行的用语）。这年冬天我奔武汉，走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
不要小看一份杂志一本书，有时能够影响人的一生，韬奋先生、愈之先生主编的刊物就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武汉、桂林，很想一见我所仰慕的《月报》创办者主编者胡愈之先生，没有机会。后来愈之先生去了南洋，相距更远。其间海外东坡，曾一度讹传先生遇难，我很伤心。
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从上海调来北京，十月间就见到了愈之先生，而且天天可以见到，得能亲聆教诲。那时，愈之先生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也都是我敬仰的前辈，与出版社一个大门，我们就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更没有想到，十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出版工作会议代表，愈之先生拿着名单给主席介绍，我忝在其列，跟主席握手。
可以说都是意外的人生际遇，在那充满希望的年代！
胡署长除了处理公务，同时筹办《新华月报》，仍然是刊物的设计、主编者。《新华月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聘请作家、学者组成编委会，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王子野、臧克家、楼适夷、曹伯韩、傅彬然、翟健雄、李庶、周静、郑曼、金敏之、沈永……他们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缜密细致的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可称之为“胡愈之式作风”。我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并且参与编排摄影画页和版式设计。早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韬奋先生主编的周刊，都有摄影画页，内容和编排都很出色，如今我可以模仿着编编。我在创刊号封面的左上角添了个国旗上的五星，有同志认为不严肃，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没有问题，总算通过，没有作废重印。可我出了一身汗，以为出了纰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