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一九二二，我一九二三。入党也只早我一年，他一九三八，我一九三九。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有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大，得听他的。不是有句名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不一定都在官手里。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跟读书人过不去，总要在这方面做文章。秦焚书坑儒，明清株连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谁家有几本书会坐卧不宁，甚至可能遭殃。书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根，难道教训还不够？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集有清一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账簿，上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店乃至冷摊，不难觅得此类故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其乐无穷。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已经有了若干件。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毛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遗余力，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函。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我儿子说爸爸的钱都买了大字报。董边（夫人）也说我把布票都花了。”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一斑。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盯上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逄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四十四岁。
后来读了逄先知送我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方了解家英何以自尽。他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删去了有关《海瑞罢官》的一段话，关锋告密于“四人帮”，受到王力、戚本禹的迫害，乃不惜以死抗争。
由此我回忆起大约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去家英处，闲谈中扯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气告诉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众来信擅自转给了地方有关组织，会使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家英把此事交给党小组，用他的话，“要帮助戚本禹认识错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小爬虫后来充当“四人帮”的杀手，把他逼上死路。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他非常了解毛泽东。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被邮检没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文汇报·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