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年青朋友在一起，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出版这一行？
不是我选择了这一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
一九三七年冬天，“感谢”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我轰出了家门，一个人逃难到汉口，投靠舅公。没想到过了年，他生病死了。舅公在交通路一家书局当经理，读书生活出版社从上海搬到武汉，租用了这家书局的二楼，我每天放下饭碗就钻进出版社看书，同那里的先生们混得很熟。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大家称他黄先生、黄老板，看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手脚灵活，能跑腿，收留了我，从此，我算是有了个饭碗。
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的书，都是很进步的，可以开出一串书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柳湜的《如何生活》、李公朴编的《读书与写作》、张庚编的话剧集《打回老家去》、周巍峙编的新歌集《民族呼声集》、以群翻译的《苏联文学讲话》、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等。还发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刊物《群众》周刊，我全看了。
此外，出版社还有一些从上海带出来的参考书，杂得很，有《胡适文存》、陈独秀的《实庵自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韦尔斯自传》、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等等，也都让我随便看。
这是个有书读，而且让你读书，允许你读各种书的地方，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读书欲望，胃口大开。
从这一点讲，是我看上了这个出版社，愿意吃这碗饭。
除了在出版社看书，每天还到交通路的一些书店看书。上海搬来的书店大多在这条马路上和附近的弄堂里。有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天马书店……还有当地原有的华中图书公司。我成了书店“巡阅使”。
黄老板看我有这么个癖好，就给我一个任务，替出版社采购新出版的杂志，有的是他指定买的，像共产党叛徒叶青编的《抗战与文化》，国民党的《中央周刊》、《民意》周刊、《祖国》，还有其他一些党派办的刊物。好的杂志当然要买，像胡风主编的《七月》，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书店和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各种杂志。买回来，用个回形针夹起挂在墙上，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阅览。
在这里，从未听说过什么“放毒”、“中毒”。不知道这叫不叫“自由化”？“自由化”这个名词，是几十年之后才听说的。
黄老板就是这么信任我们这班小年青的。
他带领我们读好书，学习《大众哲学》（后来到重庆，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放手让我们读各式各样的书，包括那些内容有些问题，或是很有问题的书，多多益善，开卷有益。他用这种方法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识别能力。
黄老板读好书很认真，读有问题的书也很认真，在书上画杠杠，写批语。在重庆时，我就看到他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上批批画画。
我一生感激他这样地引导我们读书，真正地读书，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地读书。
这样，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读书习惯，越是有问题的书，尽可能找来读一读，不信邪，也不怕中邪。而且要读“原装”的、“整装”的，不要拆装过的，不要零件、“摘编”之类。
后来，听说毛泽东读书也很广泛。正面的、反面的，用他的说法，“香花”、“毒草”都看。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我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就多次收到毛泽东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天主堂”寄出的购书信，开来的书单内容很杂。当时我们就知道是毛主席要的书。
